来源：解放日报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教授　陈映芳

对灾难性历史事件发生机制的思考，是人类自身成长无可回避的课题。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经７０年，然而，对于“大屠杀为何会发生”这个严肃的问题，没有人能说它已经被解答清楚、已经不值得追问了。

尽管暴力、杀戮历来就存在于人类历史尤其是战争中，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日等法西斯国家对他们所谓的“敌人”展开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仍让全世界震惊不已。二战期间的大屠杀既有由国家精心规划、动用现代化行政系统和杀人技术的种族灭绝（近６００万犹太人因纳粹德国的屠犹暴行而丧生），也包括如南京大屠杀这样侵略国有组织的大规模强暴、虐杀。

这样的人间惨剧是怎么发生的？面对这一问题，除了对具体事件的历史脉络及其发生机制作出解释外，这几十年来世界各国的学者一直在追问：作为一种道德存在，“人”如何能突破道德底线而虐杀同类？

侵略者为何“下得了手”

这样的问题被摆到世界所有人面前，多少要归因于一些德国哲学家的严肃思考。由于他们的工作，“奥斯维辛之后”、“平庸之恶”等等命题已成为当代人类思想史的结晶。而在各种相关研究中，有一个命题被人们普遍接受并持续　推　进——“非　人　化”（Dehumanization,Removing　the　human-ness）。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非人化”概念指代制度和文化对人的异化、污辱等，例如当人不被视作具有独立价值的个体（而仅仅被视为数字、齿轮、民族典型等）时、当人被客体化（如男性主宰社会中女性所处的境况）时、当人遭到残忍和侮辱性对待时，他或者她就是被非人化了。而在有关大屠杀及战争、暴力事件的相关研究中，“非人化”概念则主要用来说明一种关系：人之所以可以没有罪恶感地对他人施暴、施虐，是因为他能够借助“非人化”机制，将暴力对象视为低人一等的异类、别样的生物——“非人”或“亚人类”（Undermenschen，Subman），由此他就可以脱离对“同类”的道德禁令而为所欲为。

从“非人化”角度来解释历史，不难发现，在曾经弥漫于欧洲的反犹思潮中，特别是在纳粹的屠犹行动中，犹太人曾被视为卑劣的族群，同样，在亚洲，日本人也曾将自己视为高级人种。

在法西斯主义的洗脑教育和军队的“非人化”训导下，侵略士兵得以将被侵略国的人民视为“非人”、“亚人类”，从而没有道德障碍地实施惨无人道的暴行，就像有的士兵在战后所回忆、忏悔的那样：“我们过去把中国人蔑称为‘chancorro’，意思是比人类低等、像虫子和动物一样……中国人不属于人这一物种，我们以前就这么看待他们。”一位叫做土屋嘉男的侵略者在回忆中讲述了他如何收到命令，去刺死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　也讲述了让他服从命令的原因，他说，“如果将他们看作人类，我就下不了手……我将他们视作动物和低级人种。”

“非人化”为何挥之不去

在美国学者大卫·史密斯的《非人：为什么我们会贬低、奴役、伤害他人》中，作者对“非人化”在哲学史、思想史、生物学以及社会科学的相关学术史中的渊源、脉络作了全面梳理。在此基础上，结合自己对人类历史上各种种族、民族之间的战争、屠杀和暴力事件的分析，他对“非人化”的本质和发生机制作出了解释。在史密斯看来，生物学、文化以及人类思维结构是解释非人化现象的三大要素。

今天，“非人化”这一命题之所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不仅是因为人们对法西斯战争历史的反思需要，还因为直至今日，在世界各国，发生于民族种族之间、宗教派别之间、阶级之间以及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种种暴力、杀戮事件，依然在不断发生。上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发生于柬埔寨的反人类事件，导致逾百万人遇难；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胡图族对图西族及胡图族温和派实施有组织的种族灭绝，导致约80—100万人丧生。而当今发生于世界各地的各种恐怖袭击事件，更是将反人类行为演绎成日常化事件。

除了种种血腥暴力以外，各种类型的社会不公、族群歧视等仍普遍存在。在这些现象背后，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非人化”的存在。

社会发展史写满的警示

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自己人—其他人”、“文明人—野蛮人”这样一些对人的区分比比皆是，它们曾构成奴隶制以及各种种族灭绝、殖民统治的伦理依据，也构成了现代社会各种有组织反人类暴力行为的正当化机制。但是，人们据以非人化的单位“族类”（种族民族等等），看似具有生物学的依据，其实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是政治、经济、文化各种力量以及人类思维结构等共同运作的结果。

二战虽然早已结束，但警钟仍在敲响。在当今国际思想界、学术界，从大屠杀责任追究到“非人化”研究，这些议题之所以被持续关注，是因为人们已经意识到，这并不仅仅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偶然事件。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警示，应该也是我们今天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要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