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解放日报》 2015.05.21 第08版 国际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日本广岛和长崎遭原子弹轰炸70周年。日本在二战时作为侵略者给亚洲国家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但其又是原子弹受害者，如何正确对待这两个身份的结合，关键是日本能否从二战给其带来的“负面遗产”中实现国家的转型正义。

负面遗产与创伤记忆

“负面遗产”这个概念主要来自于人们对文化遗产本质的讨论，指的是那些“可彰显负面教训与纪念集体记忆的地方”，诸如以贩卖黑奴出名的塞内加尔戈雷岛、对犹太人种族灭绝的奥斯维辛集中营、20世纪最大的政治犯监狱南非罗本岛等场所。

在这样的地方，皆带有创伤记忆的特质。所谓创伤记忆，是指身体或心灵受到的一连串震惊或冲击，可能引发对过去难以抹灭的记忆。创伤记忆的最显著特性就是“选择性遗忘”。人们常常会有选择性地记忆与遗忘，遗忘丑陋或伤痛的过去，而建构与保存符合现今生存所需的记忆。

众所周知，纳粹历史对德国人来说是民族灵魂中的一个污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部分德国民众极力想遗忘纳粹德国的暴行，以掩耳盗铃的方式坚持自己的清白，让屠杀犹太人的暴行处于集体记忆的边缘。例如，当时德国主流文学学派——废墟文学，选择采取不评价战争的态度，只关心当时因战争而受创的士兵及平民，希望德国能赶快向下一个历史阶段迈进。这种“遗忘”构成了犹太裔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在1950年所描绘的“逃避现实”。

然而，真正让德国人打开心灵枷锁的，不是遗忘过去，恰恰是正视纳粹德国所带来的历史伤害。1963年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奥斯维辛审判中，被揭露的纳粹犯罪事实给德国年轻一代带来巨大的精神打击，他们首先是不知所措，继而是羞耻，最后是强烈的愤怒，被压抑的情绪终于在1968年学生运动中爆发。从而引起德国全国上下对过去清算纳粹做全方位的反思与自省。有人说“德国人对往事的记忆，尤其是在柏林，简直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舌头，一次一次地舔寻那颗痛牙”。就像德国总理默克尔所提到的，当年纳粹能够犯下滔天罪行，德国社会也有责任。一部分精英分子加入纳粹党，更多的人则对纳粹暴行保持沉默。她再次强调，德国对纳粹的罪行具有“永恒责任”。除了针对受害者个人的补偿，德国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皆投入大笔预算，希望通过正规教育或是日常的文化教育让人民记住历史教训，以避免悲剧重演。

人们纪念和保护“负面遗产”不是要彰显仇恨，或追诉施暴者的罪行，而是要思索战争的根源，寻求和解与和平，并警示后人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令人遗憾的是，在日本右翼的煽动下，日本至今仍未给历史和社会一个交代。甚至在东京有这样一座战争博物馆，这里的馆藏不仅没有纳入任何显示日军当年闻名遐迩的暴行资料，并且还称其在亚洲的暴行是悲惨但合理的。用日本学者秋山信昌的话称，日本已经受够了这么多年所扮演的“战败国”的角色。在2014年2月举行的东京都知事选举中，“极右狂人”、前日本航空自卫队幕僚长田母神俊雄以强劲势头参选，并意外得到了一大批20多岁年轻人的支持，在16名候选人中取得了第四位的高得票率。由于在2008年发表了一篇赞颂日本在朝鲜半岛进行殖民统治和侵略中国的行径、并暗示日本是被美国诱骗入战争的论文，田母神俊雄被解除了航空幕僚长的职务并被勒令提前退休。但是，这类厚颜无耻的观点却吸引了众多日本右翼分子的支持，田母神俊雄甚至在网上被尊称为“阁下”。一位日本众议院前议员不得不慨叹，为什么当时的日本无法阻止消灭法西斯主义，人们还没能找到答案，但为什么日本不能正视自己的过去呢？

纪念场所的价值传递

2001年7月，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了“追忆公共罪行受难者的纪念性博物馆国际委员会”，其创立宗旨是通过教育并传播对和平有益的知识，促进可信的历史记忆与推动文化合作。因此，这样的纪念性建筑和博物馆作为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所在，其价值不在于自身馆藏有多丰富，而在于其作为人类文化样本的价值传递。纪念性博物馆因博物馆的社会角色、机构性质及其所建构的公共空间，而成为社会大众反省历史、凝聚民族情感与建构认同与集体记忆的场域。

由于人类对于创伤记忆的选择性，纪念性博物馆也可能是充满利益与政治的冲突空间。不同的团体因其自身背景与经历的不同，面对同一历史事件有着不同的立场和诠释角度。如果一个社会选择性地遗忘其丑陋的过去，就有可能将各种偏执甚至是极端的思潮潜伏于社会之中，而引发种种社会问题。

相反，如果能正确对待历史，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对因战争、种族歧视、人权压榨所犯下的悲剧提出检讨，才能真正重新找回自己的价值。如今在德国的国土上，随处可见二战历史纪念馆或纪念碑。尤其是在柏林，更是充满各种关于纳粹的遗迹、犹太人和集中营相关的纪念遗址。在德国卡迪威百货公司旁竖立着一个巨大的纪念牌，上面写着当年纳粹建立的各大集中营，要大家不要忘记这些曾经的恐怖。波茨坦广场旁边巨大的犹太纪念广场，冰冷的石头宛如棺木，没有人到现场能不肃然起敬。在前盖世太保总部的废墟上，一座名为“恐怖地形图”的博物馆向人们诉说着纳粹的暴行。纳粹历史不只是通过文字，更通过许多纳粹高官的发言及影像被详细记录下来。还有犹太博物馆，它仿造集中营的建筑设计，让所有参观者都能切身经历在集中营里的窒息与绝望。

不仅仅为纪念和追忆

然而，博物馆真的只是协助公众以更多元的观点来追忆历史事件吗？对于没有在“历史现场”感受的下一代来说，我们对过去和历史事件的理解一定是被各种当前的信息所影响，我们是否已提供足够的思考空间，让不同种族能够相互交流、相互理解而达到互为主体性？还是各执己见，让社会的集体创伤日益扩大？

就好像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大屠杀来自种族主义，但后现代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指出，大屠杀的出现不仅是一个种族问题，更是一个关乎现代理性文明的问题。鲍曼指出，大屠杀是一次现代性的杀人事件，鲍曼没有像某些后现代主义者在批判现代之后，便落入道德虚无的深渊中。反之，他认为在后现代的多元社会，更需要建立一种维护他者的后现代伦理，以免重蹈大屠杀的覆辙。因此，德国柏林在决定修建犹太博物馆时，并非单纯地纪念受害者，而是让参观者深刻了解纳粹政权的错误，并提出检讨和反省。设计师丹尼尔·李布斯金反复问自己“在德国人将犹太人从自己的家园全面赶杀、驱离之后，德国国家犹太博物馆将怎样呈现犹太人的历史创伤？怎么面对那些被拔根的犹太人，当他们再次回到这个在记忆中是家园却‘已经不再是家’的地方？”对李布斯金来说，犹太博物馆的设计，重点在于“过程”的思考，而不在于其功能性，其空间设计的诉求不是为了展出文献、绘画或是播放纪录片等，而是将空间本身视作德国犹太人的历史故事来诠释，从而使参观者感受到犹太人在德国充满艰难与挑战的历史感，以促进一个更具反省力、包容性的道德社会的形成。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谈毅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