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重史的国家，因为重史，所以特别重视对人进行历史教育，而在历史教育中，又特别重视培养人的人文素养。这些有关人文素养的内容，蕴含在中国古代史籍撰述和史家思想之中。

其一，蓄德致用的人生修养

中国古代的历史教育，不仅是“前言往行”等历史知识的灌输，而且还是“蓄德致用”等人生修养的涵育。唐代史评家刘知幾曾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 (民) 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生人之急务”侧重人生修养，“国家之要道”侧重借鉴资治。中国古代史家对历史教育功能的认识内涵丰富，但其核心主要有两个方面，即鉴戒和垂训，一为政治功能，二为育人功能。其育人功能，特重养善明志、学成君子、家国情怀、社会责任、审美情趣、存续传统等人文素养的教育，这其中有许多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和优良美德，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加以继承。

中国古代史学特别重视对历史人物的记载。刘知幾认为史家的责任就是要把历史上大恶大善之人记载下来，或警诫后人，或树立榜样，“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软？盖史官之责也”。“恶可以诫世”、“善可以示后”，道出了古代史家著史关乎人生修养的意图，也显示了中国传统史学在人生修养方面有着丰厚的积累。

其二，彰往察来的历史意识

中国古代史家把人置于历史之中，站在历史的长河中感知历史的流变。所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白头到此终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说的都是置身历史之中的历史感。这种把自身与历史连接在一起的历史感，实际上就是一种具有历史时空感、历史敬畏感、历史认同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深刻的历史意识和历史眼光。

彰往察来、古今通变的历史意识和历史眼光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大批史著、史家对此进行过深刻论述，如先秦时期的《周易》、《韩非子》、《管子》、《吕氏春秋》等典籍，两汉直至明清时期的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如陆贾、司马迁、章学诚、龚自珍等人，都反复讨论彰往察来的重要、辨析古今关系的复杂，彰显了跨越特定时空来探察人生意义和国家治理，审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种思维观念与方法。在这样的讨论中，历史与现实构成了一种相互阐释的张力结构和互动关系，所谓“是古而非今”、“狃今而病古”都是错误的观念。“今之所以观往，后之所以知今”，目的是为了寻求个人进退取舍和国家治乱兴衰的经验与参照。

其三，超越天命的人本思想

中国古代史学特别重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史家们在自己的史著中表达了“远神”而“傲物”、“唯人为贵”的思想观念，蕴积了深厚的“人本”思想。这是一种超越“天命”等神秘因素而直指历史运动根本的人文关切和人文关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涵育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殷商时期的“尊神”，到西周的“敬天保民”，中国古代史学在对“天人关系”的思考中逐渐怀疑“天命”而关注“人事”。司马迁提出了“究天人之际”的重大理论课题，对天命史观进行了大胆怀疑和批判，把人置于历史活动的核心来记述和讨论。中国古代史家以“重人事”的观念教育人，对于破除天命迷信，鼓励个人奋斗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古代史家那里，人与人的关系同样受到关注。其思想核心是强调人的生命和价值，知人、治人，以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唯人为贵”的观念，强调人自身的生命价值，老子“贵身”、杨朱“为我”、庄子“养生”、儒家重视人的道德能动性，都渗透在古代史著之中，成为人们汲取的精神力量。中国古代史家在关注历史变通的同时，还重视人伦，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有序，强调由己及人的秩序推演，指出个人的价值就存在于历史或现实的人际和社会关系中，个人只有在这种关系中尽己利人，才能达到社会理想的实现和个体人格的养成。

其四，家国情怀的忧患意识

晚清思想家龚自珍有一句名言：“良史之忧忧天下。” 明确指出了古代史家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和基本精神，具体到历史教育，主要表现为对人生磨难、王朝盛衰、国家兴亡、社会治乱、生民休戚的关注。这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是更高层次的人文素养。

中国古代史家的忧患意识内涵丰富，由对自身命运的感知而进入对社会现实的忧虑，由近及远，由内而外，由个体到国家，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一是对个人生存状况、人生磨难、人生理想、精神寄托等个人遭际的忧虑。这虽然是忧患意识中的“小我”，但却以历史人物的人生经验启迪人们观照自身命运。二是对王朝治乱兴亡和社会现实前途命运的忧虑。这主要体现在国家政治治理的层面上，君臣的德行、治理的措施都在其中。史家通过考察“小大之国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为人们提供“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历史例证。三是对民众生存状况的忧虑，对生民休戚的关注，对百姓困苦的同情。历代史家在史著中记述“民怨”、“民情”、“民瘼”，思虑百姓疾苦，忧虑百姓命运。四是对社会风气、国民精神和凝聚力的忧患。历代史家都注重对“世风”、“风俗”、“人心”等社会风气问题的考察，注意到社会风俗、人心向背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五是古代史家的忧患意识充满了辩证法。愈是和平安宁的时代，愈是强调忧患意识，所谓“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

其五，“惩恶劝善”的伦理教化

中国古代史学一直担负着“惩恶劝善”的伦理教化的功能，读史者由此明辨善恶是非，遵守人伦道德，这同样是培养人文素养的重要内容。

中国古代史家从两个层面上对史学的伦理教化进行了总结，一是理论层面上，阐述史学的教化功能。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云：“诸侯建邦，各有国史，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刘知幾在《史通·直书》中也说：“史之为务，申以观诫，树之风声。”史学理应“扶翊纲常，警世励俗”，这成了古代史家的共识。二是实践层面上，通过撰述史著、褒贬人物，发挥道德伦理教化作用，彰显伦理是非，树为典型，供读史者取则。司马迁称孔子修《春秋》蕴含“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之义。史家把历史上的善恶是非写进史书，并作出判断，以辨明是非。读史者看到这些内容，得到警示和教益，学会做人，其意义重大。

其六，涵育美德的审美旨趣

就历史记述的内容来看，中国古代史学的美学旨趣主要有以下几点：

崇高之美。中国古代史籍大量记载了英雄义士为国赴死的事迹，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体现的是一种凛然正气，此乃崇高之美。

悲壮之美。中国古代史籍大量记载了仁人志士于艰难困苦中坚持操守、不懈奋斗的事迹，他们面对险恶环境坚韧不拔、誓不弯腰低头的精神，是一种悲壮之美。

正义之美。中国古代史籍记载了诸多历史人物指斥外敌入侵，维护民族国家利益的事迹，体现的是正义之美。

智慧之美。中国古代史家特别重视撰述政治史，记载政治家、思想家在治国理政中的各种行为以及高超的政治智慧，体现出一种智慧之美。《尚书》对周公言论的记述，《贞观政要》对唐太宗君臣言论的记载，都渗透着治国安邦的大智慧之美。

从上述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的核心之一就是提升人的境界，从内心深处激发人们对于德行、伦理、信仰、审美以及生命价值的思考，从而具有纵览古今的历史眼光和胸怀天下的精神气度。刘知幾所谓“史之为用，大矣哉”，洵非虚语！

（作者：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