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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鲜明特征

发布人:袁洋   发布日期:2019-01-15   浏览次数:3536

作者: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李强

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由此开启了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的进程。所以,中国社会学建设与改革开放是同步的。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与社会取得巨大进步,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与发展也取得长足进展。恢复与重建的中国社会学具有鲜明的本土化特征。其实,中国老一代社会学家,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从多方面做出过社会学本土化的努力。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尝试,杨开道、许仕廉、晏阳初、梁漱溟等的乡村实验,就是中国社会学社会实践的重要范例。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社会学者又有不少新的创造。在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中,为什么社会学比其他学科更加强调本土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界在本土化上做出了什么努力?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呢?笔者尝试着做以下几点阐述。

社会学强调深入社会实际、深度社会调查、更接近于社会本身、更接地气

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相比,社会学更具有综合性特征,更强调对于社会现象进行综合性分析。社会学强调要囊括影响社会事件的多方面因素,避免只重视片面因素而误解社会事件。所以,社会学在其研究中试图复原社会事件整体。这样的学科特点,使得社会学强调深入社会实际、深度社会调查、更接近于社会本身、更接地气。其实,世界各国的社会学都具有本土化特征,譬如我们看美国的社会学教材,实际上是对于美国社会的整体解读、本土剖析。而中国社会学自然是对于中国社会的整体解读或本土剖析。

中国社会学强调本土化的特征,与改革开放事业密不可分

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与改革开放是同步的,在改革开放的40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这就促使社会学者不得不追踪改革开放的每一个步伐、追踪改革中出现的每一件新生事物。中国的改革是综合性的、全方位的,而这又与社会学的学科特征十分吻合。考察近40年来中国社会学研究者所探索的主要问题,包括农村里人民公社解体与乡村重建、新的社会组织生成、产业与职业结构巨变、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外出、新型农村社区迅猛发展,城市里单位体制、就业体制、住房体制、医疗体制、养老体制的全方位变革等等,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事业促成了中国社会学突出的本土化特征。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体制的重要实验,突破了苏联模式,具有巨大创新意义,对于改革开放的探索和总结,形成了中国本土化的社会学。

注重实地社会调查与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特征

在中国被称作“文科”的所有学科中,社会学是最重视实地社会调查研究的。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社会学为其他学科提供了多种实地调查研究的方法。社会调查研究的定性、定量研究方法,是社会学的重要基础知识,学习社会学的学生必须要完成实地调研。中国特殊的国情、广大被访者的文化心理特征、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也使得中国社会学者随时随地创新着具有本土特征的社会调查方法。社会学的论文,绝大部分都是在实地调研(田野调查)基础上完成的,如果仅仅凭借文献分析,很难拿到社会学学位。而正是在大量一手数据、多种类型的实证材料、众多深度访谈、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特征。

社会学本土化与探索中国实践中的现代化道路

我们知道,社会学起源于现代化与社会转型,一般认为社会学这门学科诞生于欧洲社会重大转型期的1830年代,在应对欧洲以及后来北美现代化转型中诸多社会问题的实践中,促生了具有强烈欧美本土化特征的、目前在国际上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按照亨廷顿的分析,在现代化转型后,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的文明形态大约有七种。而笔者以为,从文明、文化对比看,最具有对比意义的两种文明可以称作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从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角度看,东西方文明比较、对比的意义也最为重大。我们知道迄今为止,进入到发达经济体、实现了现代化转型的成功模式并不多。有两类进入发达经济体的模式给人印象最为深刻。一类是欧美模式,后来也扩展到澳洲,这种模式的特点是:隶属于西方文明,最早启动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促进的现代化进程,构建了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是三权分立,社会体制方面有长期的市民社会根基,文化上是基督教文化。该模式目前进入发达经济体国家的数目最多。另一类就是东亚模式,比较典型的代表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该模式具有明显的东方文明特征,现代化转型表现出强政府特征,政府对于经济社会运行的干预较多,学界通常称之为“威权政府模式”。该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修正了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政治上基本是模仿了欧美的三权分立体制(模仿的程度也有差异,日本、韩国由于有美国驻军,模仿程度更高一些),文化上具有明显的东亚文化特征,文化理论上也有人试图归纳出不同于基督教文化的“新儒家主义”。当然,该模式还在演进中,也有人称之为“后威权政府转型模式”。

在文明形态的比较中,中国的范式显得极其重要。就文明比较而言,中国是东方文明发源地之一、华夏文化大本营、儒家文化诞生地和集大成者,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体制自成体系。马克思也意识到东方文明的特殊性而称之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政治体制而言,中国自秦代以来实行的主要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体制,1911年以前,基本上没有尝试过其他体制。中国基层社会没有市民社会传统,历史上长期实行家族宗族自治,自科举以来实行士绅阶层的精英统治,文化上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中国人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基础、社会根基上尝试现代化建设的。所以,我们的现代化任务十分艰巨,我们的现代化必然会带有中国文化印记,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今天,近14亿人口的超巨型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一国范围内最大规模的现代化转型。所以,改革开放、现代化转型也促生了具有鲜明本土化特征的中国社会学。在中国现代化转型实践过程中,需要探索阐释与应对具有深厚中国文化传统的、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巨型社会走上现代化道路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