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篇

鼓励“生产性努力”，遏制“分配性努力”

立“先规则、明规则”，弃“后规则、潜规则”

随着长期超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难以为继，“政策红利”的“喷涌式释放”已告一段落，体制改革也已挺进到一个攻坚克难的“深水区”阶段。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战略重点应作何调整，中国经济转型与升级的动力何在，如何把握好“升级”的要求与当前改革举措的内在联系，成为当前经济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有学者认为，“反腐倡廉”、“简政放权”、“民营新政”、“城镇化”与“美丽中国”是跨越“制度转型陷阱”和经济升级的关键词。学者指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一是继续“退够”：包括调整反思消化前阶段的负面遗留物，如“要素价格扭曲”和“虚拟经济泡沫”等；二是升级“硬件”：“简政放权”，鼓励“民营企业”做大做强；三是升级“软件”：鼓励“生产性努力”，遏制“分配性努力”；让企业成为竞争规则的商定者，让“创新”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升级“制度环境”：让此前各阶段累积起来的法律规制等改革成果升华到“法治”高度，也即“先规则、明规则”，而不再是“后规则、潜规则”。

市场和政府职能需进一步合理界定

不该管的坚决不管，该管的要管出水平

发挥经济市场配置资源的各级作用，以及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必要性，是当前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三中全会特别强调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并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的要求。关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市场如何发挥作用，取决于政府怎么样管和在哪些事情上管，如果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最重要的是要规范政府的职能，不该管的要坚决不管，该管的要坚定不移地管好、管出水平。还有的学者认为，要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科学的宏观调控在于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幅度，尽可能实现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提高市场配置资源效率。也有学者认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最重要的还是要加大政府职能转变力度，提高政府对市场的监管能力。政府的宏观调控要更多地通过市场的传导机制来表现、实现，比如通过价格杠杆、通过各种市场参数实现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等等。政府和市场的职能需合理界定，两个方面需更好地分工和配合，这是使整个发展效率不断提高、发展代价不断减少的基本制度性保障。

涨工资：重点应放在初次分配

分工资：“提低控高”缩小差距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更加引人关注。除了“涨工资”，人们也更关心“分工资”，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已经迫在眉睫。有的学者认为，收入分配应“公平”优先，采取“提低控高”的办法以缩小差距。有的学者认为，对于我国不断加大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应该认识到我国初次分配的不公平，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初次分配上。对于二次分配，应把重点放在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上。有的学者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措施，包括：健全完善市场，早日形成生产要素的供需双方公平竞争的环境；保障农民工城镇化过程中的合法权益；消除劳动力市场上不对称行为；在工资、福利、升迁机会等存在差别的状态下，提供更多的教育培训机会，扩大和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让更多的人都能得到同等受教育待遇，使劳动者有更好的机会升迁；鼓励创办小微企业。

“农地入市”朝着可交易方向发展

允许抵押的仅是分离出的经营权

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以及城市房价不断飙涨，土地制度改革成为经济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就土地流转而言，有学者认为，鼓励“农地入市”向可交易方向发展，“土地抵押”就是变相买卖，这些是土地从集体转向私有的征兆；由于目前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规模很小，未来会进一步修改城乡规划法，受此影响，一些地方政府急于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上取得突破。另一些学者则强调《决定》中的“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这一前提，强调允许入市的仅仅是某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农民集体所有性质仍没有改变；允许抵押的也仅是从承包经营权中单独分离出来的经营权，而承包权作为物权不允许抵押，这使农民失地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作者孙咏梅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社会学篇

教育与就业公平形塑着“每一个中国人的梦”

中国梦为每个人创造“人生出彩”的机会

学者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以最大公约数凝聚了社会共识，提振了民族信心，绘制了国家未来的美丽蓝图，将“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结合起来，并通过为每个人创造“人生出彩”的机会而使之共享改革开放成果。正因为如此，在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的同时，起点的公平、过程的公平和结果的公平才能够保障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有学者指出，教育机会既影响着每一个人奋斗的起点的公平，也影响着每一个人过程的公平和结果的公平。现代社会的就业，就是在教育文凭的分流中将人们安置在不同收入水平的职业岗位上。所以，教育的公平与就业的公平才最终形塑着“每一个中国人的梦”。但不能忘记的是，对于那些已经退休的老年公民来说，“老有所养”和“病有所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梦的实现程度。

从一元管理到多元治理，重塑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

社会矛盾的化解能力，在激发社会活力的框架下培养

学者指出，在2013年之前，社会管理被概括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十八大报告的一个最大亮点，是在这“十六字方针”后增加了“法制保障”，使之成为“社会管理”领域的“二十字方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社会治理”理念，在进一步厘清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转变了原有“维稳”思路，而在“有限责任政府假设”的基础上，赋予社会对于自身“生成”与“演化”的冲突与矛盾的化解功能。社会的秩序化结果，不应只是政府的责任，而且还是社会与社会组织自身的责任。从一元管理到多元治理，表征了党和政府对现代化国家认识能力的飞跃，也奠定了未来一个历史时期政府处理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由此开始，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结构与功能将在新理念下被重新塑造。一定范围发生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将被视为社会常态运行中的“安全阀”，而非威胁社会总体安全的“倾覆性事件”。社会对社会自身矛盾的化解能力，也将在激发社会活力的框架下培养壮大。

当前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导致社会向上流动乏力

阶层流动缺失是导致“社会病”存在的一个原因

社会结构和分层是社会学研究的传统课题，阶层流动问题研究是其中的一个热点。学者指出，当前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导致底层社会向上流动乏力，如农村学生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与专科院校，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获得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教育机会公平逐渐丧失成为社会流动之忧。还有学者指出高房价影响社会流动，一方

面高房价影响社会流动，催生大量房奴，降低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房价升高会阻碍劳动力流动，尤其是青年人的择业流动，大学生及农民工群体无法更好地进入城市生活，阻碍了地区间人口流动。还有学者指出，流动性缺失是导致“社会病”存在的一个原因，如社会拥堵问题，大量底层社会群体有向上流动的需要，而现实中流动渠道狭窄，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必然导致社会拥堵。学者还指出阶层固化进一步加深，处在上层的社会和处在下层的社会同时出现流动乏力的情况。

“橄榄形分配格局”意在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

转移支付与税收调节有利于缩小财产占有差距

最近几年，社会学有关收入分配的研究层出不穷、汗牛充栋。这些研究的目的旨在影响中央的决策并找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可行路径。《决定》颁布之后，有研究指出，“橄榄形分配格局”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出来的，而其本质意义，就是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

橄榄形分配格局是与金字塔形分配格局完全相反的收入分配格局。在橄榄形分配格局下，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会日趋缩小，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差距也会趋于下降。但在金字塔形分配格局下，中等收入者的人数会被挤压，低收入群体过大的格局会长期得不到改变，从而使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有研究者指出，要在初次分配中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现在还比较难，但通过二次分配（指社会保险和转移支付等社会保护网）来改善收入分配的办法则可以在短期见效。而且，转移支付与税收调节不仅会缩小现时收入差距，而且还有利于缩小财产占有差距。（作者张翼为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政治学篇

实现由管理到治理的“转型式”改革

坚持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统一

当今，我国处在历史大变革、结构大调整、格局大变动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学者认为，新起点上的改革是破解影响发展和稳定的体制机制障碍与利益固化藩篱的“命运性”改革，公平正义是改革的逻辑起点，是改革必须坚持的重要取向，也是全社会最大公约数之一。学者认为，当前“公平正义性”改革，是实现由管理到治理的“转型式”改革，是坚持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统一的“科学性”改革。学者指出，公平正义改革理论是新历史起点上理论创新的生长点，必须从根本上对既往的改革思路和改革举措进行反思，全面而细致地清理一切妨碍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制度、体制和机制，通过对“改革”的改革，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把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还给人民，才能使改革的逻辑起点真正复归到公平正义上来。

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能力问题研究升温

再分配体制、预算管理体制等成热议主题

2013年政治学界对国家体制的关注正在逐渐从一般宪法意义上的政治体制，向侧重基本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方向转变。这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关于体制和制度有效性，以及国家治理能力问题的实证研究正在逐渐升温。国家的社会监管能力和相关制度建设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入政治学研究的视野，越来越多的政治学者认识到，中国要为一个即将崛起的大国提供全国性的公共产品，无论采取何种政治形式，其必要前提在于需要国家具备一套优良的管制体制和充足的治理资源和能力。从政治学研究成果来看，产生了一批以中国国家基本制度建设为主题的一系列议题，既包括传统的国家财税体制、再分配体制，预算管理体制，又包括廉政制度建设、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建设等反映时下改革热点议程的研究。

“参与式民主”:中国特色的“横向民主”

“协商民主”是民主发展的路径和重点

党的十六大提出“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到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这一目标在理论界被结合现实经验表述为“参与式民主”。在今天，参与式民主已经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论问题，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政治和制度需求。2013年，中国政治学界紧密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相关研究，主流的讨论已经不再满足于介绍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或相关的理论辨析，而是立足国情，旨在探索契合中国政治发展需要的参与式民主。有学者提出，中国所要探索的“参与式民主”，是一种“横向民主”而不是以西方代议制为代表的“纵向民主”，横向参与的主体是平等、独立的个体，而参与的范围比纵向民主更广泛，参与渠道更直接。

如果说“参与式民主”是学术界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可行模式的一种表述，那么发展“协商民主”则是执政党正式提出的民主发展的路径和重点。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求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加快探索发展协商民主，已然成为2013年学术界和党政领域的基本共识。

“集体领导制”具有更明显的信息优势和决策优势

中央决策是一个多主体、多层次的多轮互动过程

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界在继续保持基层民主经验研究的同时，一大批学者将视角转移，与基层民主研究“向下看”不同，新的研究亮点更加注重“向上看”——2013年十八大“开局”之年所产出的一大批新的研究成果，明显将注意力放在了决定中国宏观的高层党政体制方面，更加着眼于分析中国政治体制显示的动态过程和机制，注重从体制运作的角度认识和解释现实政治，这成为2013年政治学研究的新亮点。有学者认为中国的“集体领导制”与其他西方政治体制，具有更明显的信息优势和决策优势。

有学者对中央决策机制的新特征和新变化给予一个新的解释，认为中国体制内的部门设置并没有妨碍重大决策共识的形成，这是由于中央体制内存在多层次的协商和协调机制，通过这些机制，中央决策过程变成了一个多主体、多层次的多轮互动过程，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政府决策高效能表现的制度基础。（作者樊鹏为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哲学篇

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公正观

应对和求解现实公平公正问题

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成为2013年中国哲学界的重要学术关注点。学者认为，对中国发展道路应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审察，如对当今全面深化改革的讨论，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层面的思考，在分析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状况的基础上加以把握。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生问题、幸福问题、文化问题、生态问题等，都有必要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予以合理解读，从而为中国发展提供与时俱进的思想资源。另外，唯物史观视野中的公平、公正问题也得到学界的格外关注。学者指出，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已成为最突出、最重要的“中国问题”。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与实践角度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公正观，以应对和求解中国的现实公平公正问题，提升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精神。

检验学术话语体系创新的标准，是能否回答实践提出的问题

增强国际学术话语权，关键是找到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突破口

打造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是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学界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有学者认为，检验学术话语体系创新的最终标准，是能不能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新问题，能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雄厚的理论支撑，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创新重点要在突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上下功夫。

学者认为，当前中国要增强自身国际学术话语权，关键是要在对冷战后的西方主导性国际话语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找到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突破口。如“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民主化第三波”等都基于一些著名学者和理论家的学术研究，尽管对于基于事实歪曲和价值偏见的西方话语，我们不能认同，但批驳它们的最好方式不是道德审判和价值的谴责，也非政策宣示性的否定，而是学术上的回应。因此，新的国际议题的设置和话语引导的达成，新的学术概念、范畴和表述的提出，都必须基于深入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思考之上。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出去”

消除外国对中国的“误读”和“误解”

学者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属于全人类的，马克思主义事业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事业，而且是全人类的事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须“走出去”，学者理应在其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中国学者要扩大研究与交流视野，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科研成果，主动“引进来”；不仅不应在国际交流中缺席，还要主动“走出去”；既要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还要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觉。为此，中国学者承担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世界的重要使命，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世界的重要力量，可以利用角色和学术优势积极开展理论外交，客观、准确地向外国学者介绍中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消除外国学者、政要、普通民众对中国的“误读”和“误解”，展现中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良好形象。（作者李建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伦理学篇

网络发展蕴含着丰富的政治伦理

网络媒体负伦理价值靠法治监控

2013年对网络传播环境的治理引起有关网络伦理的讨论。学者们认为，网络发展的某些趋势，有助于现代政治伦理的时代精神、公民精神、主体精神、平等精神等伦理精神的建设和发展，蕴含着丰富的政治伦理。网络给予进入网络社会的人们以道义上的平等权，促进了社会资源、特别是信息资源分配上的平等与进步。网络媒体的伦理价值具有两重性，即正、负两极性，网络媒体的负伦理价值时时困扰着人类，应关注网络媒体的负伦理价值的研究，在网络媒体造福于人类的同时，要防止网络媒体的负效应；面对网络媒体出现的情色传播和泛滥、网恋、网婚、网络情爱、网络谣言、网络言论非理性化等，应加强网络的立法监督和分类管理，尤其应当为广大青少年网民提供一片清朗的网络空间。

既要遵守技术决策的人道原则

又要遵守技术决策的生态原则

“黄金大米”以及昆明“px”项目引发人们抗议等问题，引起了人们对技术伦理的极大关注。学者认为，技术决策的伦理原则包括以人为本原则、公正原则、敬畏生命原则和安全原则。技术决策者的伦理责任既包括事前责任和决策责任，又包括事后责任和追究性责任。学者们认为，对技术进行伦理评价应遵循三个基本原则，即技术与人之间关系层面的技术人道主义原则、技术与自然之间关系层面的技术生态主义原则和技术与社会之间关系层面的责任原则。技术人道主义原则主要包括对生命的尊重、对人类情感的关注以及对人性的保护等。技术生态主义原则旨在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追求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责任原则强调对自然、后代和社会的责任，要求技术工作者和管理决策者尽可能客观、公正、负责任地向公众揭示新技术的潜在风险。针对技术决策中普遍出现的“伦理缺位”的现象，必须把技术因素、经济因素、伦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紧密结合起来综合对待。

立根传统伦理才能吸取人类伦理的积极因素

道德建设贵在形成符合社会要求的个人道德

道德建设是近些年伦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学者指出，重建道德伦理的一项关键措施是重拾传统道德话语，应该注重把儒家人生哲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结合起来，并积极吸取西方科学精神和自由个性的积极因素，拓展传统文化中的其他合理要素，以形成符合社会要求的微观个人道德和心理结构。

有学者提出了“中华新伦理”构想，即“新三纲五常”。“新三纲”是“民为政纲、义为人纲、生为物纲”；“新五常”体现为“天人和”、“族群宁”、“社会公”、“人人义”、“亲友亲”以及“仁、义、礼、智、信”。学者指出，在道德生活中恢复中华优秀道德传统及其伦理话语的根基性地位，并不是说要完全回到传统，也不是说只有传统伦理话语才是合理的。我们之所以要坚持传统，是因为只有在传统伦理的根基上，我们才可能吸取各种世界性和人类性伦理的积极因素，在当代道德生活中取得建设性的进步。（作者陈士平为中央财经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副院长）

党史学篇

群众路线孕育产生于红军时期

党的历史上曾有三次系统总结

随着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展开，不少研究者对群众路线的历史由来和现实价值进行了梳理分析。

有研究者认为群众路线是在红军时期孕育产生的。关于群众路线，我党历史上有三次系统总结，分别是党的七大、党的八大和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

有研究者对群众路线的形成发展进行了梳理后提出，群众路线思想是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出和形成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得到发展也受到挫折，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得到发展和提升。

有研究者认为，通过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保持自身清廉、民主的强大武器，明确了如何做到为民服务的现实路径，明晰了中共自身的立党之本是为人民服务。

领袖人物思想的当代价值备受学界关注

十八大和历届党代会研究的论著质量高

2013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不少研究者撰文纪念毛泽东，涉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思想渊源、继承发展关系；总结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创性贡献；毛泽东对新中国创建与发展的历史贡献；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如何看待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特别是群众路线思想、反腐倡廉思想等。

在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出版了《习仲勋传》、《习仲勋画传》，拍摄了相关文献纪录片，对习仲勋光辉战斗的一生给予了全面梳理。不少人撰文忆述习仲勋，尤其是介绍了习仲勋在推动对外开放、做统战工作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不少人还撰文研究纪念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党史人物在革命生涯、建设年代和改革岁月的重要贡献。此外，党史学界还展开了对党的十八大与历届党代会等的研究，出现了不少高质量论著。

党史个案研究远没达到应有的水平

个案研究和宏大叙事是上下游关系

有学者认为，个案研究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没有个案研究，所谓宏大叙事就失去了根基，失去了赖以支撑的素材。现在党史个案研究还远没达到应有的水平，当下应该以扎实的个案研究为主要方向。

有学者则认为，党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史，需要总结历史经验，必须坚持宏大叙事。研究不能拘泥于个案，而要放宽研究视野，构建学术框架。

有学者认为，个案研究不能为了个案而个案，而是需要有时代的大关怀。个案研究和宏大叙事之间是河流上下游的关系。个案研究是河的上游，提供涓涓细水。宏大叙事是河的下游，是在无数个个案研究基础上汇聚成的岸宽水阔。二者在历史研究中都不可或缺。

地方民主政治建设受到了重视

地方党史研究薄弱状况有改观

以往党史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研究高层政策过程的多、研究基层党史的少。今年，地方党史研究受到大家重视，好文不断问世。如，《北京党史》杂志专门开辟京华春秋、口述北京等栏目，介绍北京地方党史研究进展。

有学者就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进行了历史考察，指出在区代会具体的运作过程中，中共将自己的“阶级政策”和“民主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以“协商”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民主。

有学者就新中国初期华东区人民监察通讯员制度及其实践进行了考察，指出人民监察通讯员积极活跃，积极宣传监察工作，不断探索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制度在华东区的政权建设与民主政治建设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土地政策深刻影响农村社会转型

知识分子参与土改的效果不均衡

今年，土改研究多关注微观研究和个案研究。

有学者以1949年至1952年湖南省攸县为个案，对土地改革与农村社会转型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指出通过土改，农村社会结构被重新构造，乡村权势力量发生了转移，党政权力逐渐成为乡村社会变迁的主导性力量。与此相适应的是新的良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

也有学者以新中国成立之初土地改革中的多样叙事为题，就知识分子参与土改进行了分析，详述了土地改革运动作为知识分子接受革命锻炼场景的构造，指出了新政权试图以土地改革推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想法，但借力土改进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显然还存在不少问题。

还有学者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京郊土改政策进行了分析。（作者沈传亮、王亚慧分别为中央党校教授、硕士研究生）

文化学篇

行政改革对文化产业影响显而易见

文化民企的国民待遇有望得到提升

从文化产业的角度来说，政府行政改革对文化产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有学者具体分析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认为《决定》中“建立多层次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鼓励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源相结合”的要求，有助于促进文化市场基本要素的统一和文化产业市场化程度的提升。《决定》所提出的“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降低社会资本进入门槛，允许参与对外出版、网络出版，允许以控股形式参与国有影视制作机构、文艺院团改制经营。”旨在重视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平等竞争，提升并实现文化民企的国民待遇。

有学者认为，市场化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市场化的指导意见，是从行政主导到市场竞争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对政府公款消费的限制，其实在整个2013年都激发了市场化的地位和民营企业的竞争意识。

有学者认为，《决定》对于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要求，就是要在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前提下，尽力扩大对内的市场开放力度，实现对文化内容创作和民营文化企业更有效的激励。

有学者认为，今年文化市场化的趋势已经逐步显现。“八项规定”无疑对依赖政府支出和机构消费的文化产业领域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企业变化的显著特点就是，凡是高度依赖政府资源和支出的文化企业，就会受到比较严重的冲击，而且这些企业还将持续面临政府开支减少的格局。因此，传统型和政府依赖型的企业，需要探索新的商业模式来回应新的竞争格局所带来的挑战。

企业并购要防大企业垄断市场

也要起到激励中小企业的作用

今年，数字文化产业的企业和一些已经上市的传统企业都进行了多样性的并购，包括向新媒体方向转型、扩展和扩张型的战略性并购。

有学者认为，企业的并购既存在大企业垄断市场的嫌疑，也存在激励中小企业的作用。

也有学者认为，企业之间并购的加剧，会造成文化创意领域的企业出现新的两极分化：一方面，大型企业和公司越来越大，它们不断通过并购获得规模化的扩张，企业的规模更加壮大。另一方面，一些创新型企业的创新很容易被腾讯、百度和阿里集团等借鉴和模仿，并且反过来以各种资源的投入超越这些创新的中小企业。

新的行政文化方向确立

行政改革也要做加减法

有学者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行政文化建设的基本诉求。它对某些文化领域带来了冲击，又提供了全方位的市场竞争机遇。

有学者认为，行政改革的工作可以分为加法和减法。加法的部分是增加市场主体和市场竞争，而减法则是要减少政府公款支出、行政干预和减少企业对资源的依赖。总之，政府改革的力度是空前的，在改革的框架和行动的主导下已经确立了新的行政文化方向，并逐步成为文化习尚。

“土豪”称呼折射杂糅的社会心理

“土豪文化”实质是网络快餐文化

“土豪”是近来流行的网络热词，意指现实世界中物质富足但又缺乏文化内涵的社会群体。“土豪”的称呼反映了一种玩世不恭、批评性和诙谐化等特点结合的社会文化（心理）。

有学者认为，“土豪文化”实际上是网络时代快餐文化的一部分，随着公众的关注和使用迅速流行开来。“土豪文化”的流行满含对现实世界部分社会群体的嘲讽，其出现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合理性，但其对拜金主义的助虐，对公众价值观念的误导，都值得我们思考。

也有学者认为，某些社会群体在物质相对富足的同时，忽视了文化内涵的积累，成为“土豪文化”的标杆。“土豪文化”的流行从一个侧面也体现了公众对社会公平的呼唤。面对“土豪文化”，我们既不必过于焦虑，也不要熟视无睹。（作者陈少峰为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法学篇

软法研究范式大体形成呼之欲出

软法研究为国家治理开拓新思路

2013年中国软法文集《软法亦法》英文版在美国出版，这标志着中国学者对软法的系统理论研究成果将从国内走向美欧。

有学者认为，软法与硬法同为现代法的基本表现形式，软法在法治社会建设和社会共同体全面法治化方面起着硬法难以发挥的作用，为共同体的法治化提供了工具和路径。

也有学者认为软法研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成长为一个有别于传统法学研究的新范式，软法研究范式已经大体形成、呼之欲出了。

法治国家遵循人权保障的基本价值

崇尚“宪法和法律至上”的法治精髓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引起宪法学界对法治国家建设与宪法实施的关注。

有学者认为，法治国家的出发点和目标是个人权利与自由的保障，整个宪法体系也要遵循人权保障的基本价值。

也有学者认为，法治国家崇尚的是一种“法治”精神，即“宪法和法律至上”的法治精髓。从法理上看，法治国家主要还是从国家的统治和治理职能角度出发的，它的基本要求是国家各项工作的法治化。

有学者认为，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要深化改革，推进依法治国，首先必须形成宪法共识，树立宪法权威。

公益诉讼中，民事公益可分成两类

一是集合性公益，二是纯粹性公益

有学者对公益诉讼制度提出了新见解，创新性地将民事公益分成两种类型——集合性公益与纯粹性公益。

有学者认为，公益诉讼首先应解决公益诉讼的涵义问题，什么是公共利益、什么是公益诉讼、什么情况下会涉及到公共利益、公益诉讼又该在何种情况下提起？这些问题都需要结合具体实践进行讨论，经过详细的理论研究之后再以立法手段进行明确。

也有学者认为，公益诉讼的制度设计远远超出了民诉法的范围，目前对公益诉讼研究仍限制在私权保护中，学界对公益诉讼的研究思路应转变，对公共利益的立法应当放到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研究而非仅仅停留在制度规定上。

“法治中国”为繁荣法学提供新的契机

立法法完善重在防止越权或重复立法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设“法治中国”命题，为繁荣中国行政法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

有学者对中国行政法学理论基础进行了重构，认为中国行政法应该从“对峙”模式走向“合作”模式，进而走向和谐行政法。

也有学者认为，与其奢谈空谈依法行政，不如扎扎实实地设计一套科学精细的法治政府指标体系。

有学者认为，现行立法法对地方立法权限的规定还比较宽泛，不够清晰。这会衍生出两个方面的问题：越权立法和重复立法。

有学者认为，来自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数量庞大，存在着一些与法律冲突之处。在司法事务中，如果存在冲突，法官更愿意遵从司法解释而不是法律。所以，立法法的修改应该对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权作出明确的规范。

行政诉讼制度的修改事关治理能力现代化

过分强调格式使得裁判文书改革陷入停滞

有学者认为，行政诉讼制度的修改事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涉及实体性和程序性两大问题，首先应增加法院的权威和司法的公信力。

有学者建议将对抽象行为的审查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注意如何与相应的体系和程序相衔接。还建议将行政合同争议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使行政相对人可以通过行政诉讼有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有学者认为民事判决书应当反映诉辩式的审判过程，应有针对性地反映当事人举证、质证情况和法院认证意见，判决理由应做到说理、论证透彻有力。

有学者指出由于过分强调格式，才使得我国目前的裁判文书改革陷入了停滞。（作者刘武俊为司法部《中国司法》杂志总编、研究员）

历史学篇

坚持了“两个不能否定”

就是坚持“辩证统一论”

有学者指出，两个历史时期都不能否定，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个关键性的问题，即在中国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要不要搞改革开放。否定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中的任何一个时期，就否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有学者提出“辩证统一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并已进行了2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如果1949年不建立新中国，新中国不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不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没有形成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没有培养出大批从事经济、科技、文教事业的人才，改革开放是难以起步的。

也有学者认为，正确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的关键，在于分清改革开放前历史的主流和支流。改革开放前的历史虽然有曲折，但它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是主要的。在那段历史时期提出了一系列正确观点和方针，有些当年虽然没有得到很好贯彻，但在改革开放时期却发挥了和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1960-1964年人口大量减少

历史原因得到进一步详细分析

有学者考察1959年以前人口迁移中的重报虚报户籍人口、因户籍制度不健全而造成的死亡漏报，1960年前后实施《户口登记条例》和1964年进行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中上述虚假户籍人口被注销，以及1960年到1963年间开展的大规模精减市镇人口中产生的漏报户籍人口等情况，算出1960-1964年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不考虑自然增长)减少了3394万，其中包括1162万重报虚报户籍人口被注销，750万死亡漏报人口被注销，1482万户籍人口被漏报。这是这一期间户籍统计人口数大量减少的真正原因。这些减少都仅仅是统计数字的减少，并不是这一时期实际人口的真实减少。这些减少与这一期间我国实际人口的变化没有关系，更不是由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据此，“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

不仅如此，这一观点还认为，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一些地区确实出现了“营养性死亡”现象，而“饿死”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营养性死亡”，既是天灾，也是人祸。

“国史理论”揭示什么是国史及其如何发展

“国史研究理论”回答如何认识和研究国史

有学者认为，人们认识和研究国史，既可以形成“国史理论”，也可以形成“国史研究理论”。这两种理论形态相互联系，但在内涵、意义与作用上又有所不同。“国史理论”主要揭示什么是国史及其如何发展，“国史研究理论”则要解决的是如何认识和研究国史。

有学者分析，“国史理论”是关于国史上社会矛盾关系及其变化发展的带有规律性的思想认识成果，包括国史发展的主题与主线、动力与条件、内涵与本质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国史研究理论”是关于国史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它既包括国史观，又包括国史史料学、编纂学、史学史以及一系列以史论结合为特点的研究方法。（作者宋月红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新闻传播学篇

群众路线是新闻工作的灵魂

人民群众是新闻的认识源泉

有学者认为，群众路线是新闻工作的灵魂，更是新闻工作的生命线。在今天的信息化时代，新闻工作领域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内涵也需要根据时代的发展予以充实和创新。坚持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扎实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才能改正浮躁习气和不接地气的毛病，才能切实做好下情上达和上情下达的双向循环往复。

也有学者认为，群众是新闻的认识源泉，生动、丰富、具体的新闻原料都来自于群众，将新闻之根深深扎于人民群众实践的土壤之中,才能使新闻之树常青。同时，人民群众又是新闻的接受主体，新闻工作具有宣传群众、动员群众、引导群众的功能。具体到群众路线的践行上，新闻宣传报道要把握立足点、选好结合点、找准切入点。

深入阐发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厘清新闻宣传指导思想的困惑

有学者认为，从理论来源上说，党性和人民性概念原本各有其使用范围，党性来源于政党，是可能会消失的，但是人民是永恒存在的，人民离开了政党是可以存在的，因此二者并不能构成一对矛盾范畴。

有更多的学者认为，从本质上讲，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正视这点，就不会出现“你是替党讲话，还是替老百姓讲话”、“你是站在党的一边，还是站在群众一边”这种将党性和人民性割裂、甚至对立起来的认知错误，从而厘清新闻宣传指导思想的困惑，明确方向、站稳立场，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大数据技术提升受众反馈价值

大数据对媒体的价值不宜高估

“大数据”一词越来越受到关注，它对各行各业将会产生一定的冲击，作为信息传播前沿行业的新闻传媒业，受到大数据技术的冲击和影响到底有多大？这也是今年的一个热点话题。

有学者认为，大数据技术将对媒体现有的新闻生产模式与机制产生影响，它将渗透到新闻生产的核心环节，提升专业媒体的报道水准，提升受众反馈的价值，拓展用户分析广度与深度。

也有学者认为，大数据对媒体的价值不宜高估，因为媒体业缺乏处理大数据的能力。所以媒体业虽受大数据的冲击和影响，但难以出现颠覆性的创新，无法孵化出新的业务形态。

微博服务应优化秩序

微博治理要多元共治

今年，我国的微博用户突破5亿。微博已成为非理性声音和谣言的集散中心，对社会和谐稳定形成了新挑战，因而微博的治理成为研究的热点。

有学者认为，对微博服务要进行严格审批；推行微博实名制；提高互联网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发挥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作用，并从国家文化安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来认识微博。

也有学者认为，微博治理应采用多元共治机制：充分利用微博及时地发布权威真实的信息；要让传统媒体和微博成为辟谣“利器”；加强对微博大V的监管，谨防大V成大谣；加强公民媒介素养教育等等。(作者黄春平为深圳大学新闻系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