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社会科学报

　　“如果人类不能减少生态足迹，地球的极限将在未来的一百年之内到来。”四十多年前，罗马俱乐部发布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震撼了世人，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延续至今的有关人类未来的大讨论。它预言经济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作出世界性灾难即将来临的预测，并设计了“零增长”的对策性方案。该报告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在全球各个国家已多次再版，总销量达三千万本。创立于1968年的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与美国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并称“世界三大智囊集团”，是关于未来学研究的国际性民间学术团体。俱乐部的宗旨是通过对人口、粮食、工业化、污染、资源、贫困、教育等全球性问题的系统研究，提高公众的全球意识，敦促国际组织和各国有关部门改革社会与政治制度，并采取必要的社会和政治行动，以改善全球管理，使人类摆脱所面临的困境。
　　面对全球环境渐趋恶化的现状，前世界银行副行长、罗马俱乐部现任秘书长依安·约翰逊，罗马俱乐部元老级成员乔根·兰德斯日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对未来40年的中国与世界的环境发展作了预测阐述。

环境污染是一个经济问题

　　中国各地频发的雾霾天气不仅给人们的工作、生活造成了不小的困扰，更严重危害到人们的身体健康。近日，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报告，首次指认大气污染“对人类致癌”，并视其为普遍和主要的环境致癌物。而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报告《如履薄冰：减少污染如何能够延缓气候变暖和挽救生命》称，“减少这些所谓的短期气候污染物，可以延缓北极和喜马拉雅山等高山地区冰川的快速融化，也可为人类健康、农作物和生态系统带来多重效益，减少洪灾和缺水对发展构成的风险。”
　　未来该如何解决气候问题，罗马俱乐部元老级成员乔根·兰德斯认为，要阻止气温上升，我们需要在2050年之前减少一半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根据目前的科技水平，这样的减排量可以轻而易举地达到，并且费用相当低廉。解决气候问题只需消耗百分之几的GDP——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决心解决气候问题，2020年6月的世界人均富裕程度，也不会低于在我们不打算解决气候问题的情况下2020年1月的水平。问题在于，全球社会似乎不能够作出决定并付诸行动。因为行动意味着要放弃现行的、历经测试的廉价能源方案（比如煤炭供能以及烧汽油的汽车），转而采取更昂贵的能源方案（比如风能与太阳能，或者对煤炭和汽油的碳捕集和封存技术）。不论是投票者、政治家，还是资本市场，都不支持放弃廉价的方案转而采取更昂贵的方案。因此，这种转变并未发生，至少没有迅速地发生。
　　罗马俱乐部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世界经济的走向，世界经济将如何解决未来食物、能源、住房、基础建设等问题。前世界银行副行长、罗马俱乐部现任秘书长依安·约翰逊对本报说，当今对污染和环境问题的理解要超过过去所有时候，污染最终会使我们付出经济代价，所以这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不仅仅是环境问题。应对方案主要有三种：第一是设定标准，比方说污染不能够超过一定限度，或者完全不能产生污染。这种设定标准的方案是一种计划的方案。第二种是用市场和价格的方法。第三种是把上面两种方法整合使用，先设定标准，然后允许市场来交易污染额度。世界上这三种方案的例子都有。既有只设定标准的，也有只交给市场的，还有既设定标准又有交易污染额度的存在。每个地方都会采纳最适合他们的方法，而国家政府和当地政府就应该就此作出相应的决策。最重要的是，我们得明白，污染对经济增长和人民健康都极为有害。

更加重视资源和环境问题

　　四十年过去了，末日没有来，但罗马俱乐部曾经发出的危机警报也并没有解除。继1972年《增长的极限》一书横扫全球，掀起世界范围的环保运动之后，今年，罗马俱乐部又推出了新的研究报告《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认为在现有的政策体系下，未来四十年内，世界虽然不会出现发展状态上的崩溃，不过情况会变得更加糟糕。依安·约翰逊谈到，在四十年前的《增长的极限》里面，找不到“中国”这个词，但是今天，“中国”这个词已经不可能再被避开了，中国在世界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价值观等其他领域。
　　乔根·兰德斯认为，中国未来的四十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段非常积极的经历。到2052年，中国将会在经济上成为世界超级大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人均收入将会极大地增加，大范围的贫困将得到消除，而在能源、食物和其他基本资源方面，中国也将走上全国自给自足的道路。自给自足一直是古老中国的发展目标，而现在它将又一次得到实现。主要的原因在于，强大的中央政府使得这一中国保持了两千年的传统将会延续下去。这将会让中国人的决策是基于对长远未来的思考，而不是短期主义的行为。中国有能力运用自己的经济力量去制定方案以解决面临的社会问题。他们不需要等到这些投入能带来优厚回报的时候才采取行动。乔根·兰德斯对本报表示，他承认腐败和巨大的收入差距有可能破坏这种美好愿景，但他不认为这种可能性会实际发生，因为目前的领导层能够充分意识到中国的进步所面临的威胁。
　　很幸运地，中国向世界主导者转变的过程将会是十分和平的，因为中国的首要利益是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幸福社会。而中国人口在2020年将会出现下降这一事实，使得这个目标的实现更加容易。中国将用它生产的大量富有竞争力的产品来支付购买它需要进口的能源，就像这几十年来美国向中东购买石油那样。中国不需要占领其他国家的领土来确保自己的进步。它只需要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谈及对中国的未来持乐观态度的原因，依安·约翰逊告诉记者，这个世界上每五个人就有一个来自中国，这是一个人口数量非常庞大的国家，且对未来的目标非常明确，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对自身的未来有这么明确的认识。有一个对于中国来说非常重要的成就是，相对来说，它从贫困中解救出来的人口比任何国家都多。联合国设定的千年发展目标之一是减少贫困，而正是中国这个国家在这方面达到的巨大成功，才使其成为可能，所以他认为，中国在很多方面都确实是一个特殊的案例。依安·约翰逊指出，自然资源和环境的问题在中国的思维模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当然不仅仅是气候变化，中国很快就需要在处理水资源的方式上进行根本的改变。

充满挑战的未来四十年

　　对于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的发展趋势，依安·约翰逊认为，中国人均收入会持续上升，而其GDP占全世界的比重会显著上升。在美国，人民的收入则不会有明显的增长，欧洲更是如此。在全球范围内，生产产品、提供服务、环境和技术方面都必须变得更为高效。而中国在其中将扮演领导角色，中国有人力资源，有非常庞大的国内市场，能够在以后的高效社会中成为领导力量。但他同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拉美、亚洲和非洲等新兴经济体所消耗的资源太少，而不是太多了，从道德和价值观的方面来说，我们不应该限制他们的发展，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的共享，不应该剥夺这些国家正当的发展权利。他们的人均收入还太低，能耗也非常低。中国现在的发展道路会受到周边国家的严密关注，因为其中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乔根·兰德斯在与本报记者的交流中进一步阐释道，美国现在是处于一个长期的停滞阶段。四十年后，美国的人均购买力将会和现今水平差不多，这个停滞阶段将使其他国家很容易就能赶超美国。例如，到2052年，中国的人均消费水平将至少是美国的三分之二。实际上，他们将“同样地富裕”。第一个原因在于，美国是世界上最成熟的经济体，它将在生产力的可持续增长方面面临不断增加的困难。服务业和医保领域的生产力增长要远远难于制造业，但是实现这种增长是美国所必须做的。第二，美国社会很悲哀地缺乏决策的能力。整个国家形成了一种反抗的文化，它可能会使得最简单的立法项都难以得到通过。对于强大政府的深深的不信任，使美国在这个需要强大政府的时代中运转不济。第三，国内严重的不平等使权力和平重构变得更加困难（例如，对减少美国巨额国债有益的从消费到投资的转变）。所以总的说来，美国在未来四十年中将会左右摇摆。这并不是由于资源的限制或是严酷的气候，而是因为不当的决策。
　　欧洲将经历许多和美国一样的发展，但是这样的发展将会被欧洲的强大的政府传统所弱化，而欧洲更好的社会安全网络将会促进这些发展。同样地，欧洲将会面临成熟经济体的固有问题，尤其是某些资源的匮乏问题，但是欧洲应对挑战的能力要比美国强。这并不意味着欧盟的决策过程就十分完美和稳妥，它仍然比美国的要快。欧洲有着更好的（虽然远远说不上完美）处理分配不公平的能力——同时它的经济结构能够限制国内债务。最终欧洲的人均消费水平在2052年前会有所增长，尽管增长额不会太大，但欧洲将会引领美国向环境友好型经济体转变。
　　在《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中，乔根·兰德斯将一些国家描述为“BRISE集团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以及其他十个崭露头角的新兴经济体），对此，他表示，这些国家拥有25亿人口，相互之间也有着巨大差别，但是这些国家将会以历史性的速度取得进步，在未来四十年中，它们的GDP将会增长两倍，就像它们在过去四十年里一样。这种进步看起来只会像是“普通的进步”，而不是像中国那样的腾飞式的发展（BRISE国家中一些中央集权国家例外），到2052年这些国家的国民也不会特别地富裕。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在于，这种“普通的”增长率有助于限制人类生态足迹的增长，并推迟气候危机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