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论坛

1. 唯一的出路就是全面的深化改革

中国经济需要的是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一点虽然早在1995年时就已提出，但在“十五”计划期间由于改革放慢及人口红利消退，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步伐减慢，造成了现在问题越来越严重。尽管政府出台一系列鼓励政策，民营企业仍难以进入电力、交通、环保等基础设施领域，民间对于体制改革、政府松绑、打破国企垄断的呼声日益高涨。过去二十年的经验表明，要使得经济增长的模式真正能够改变，唯一的出路就是全面的深化改革，建立法制、规则基础上竞争性的市场体系。——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新京报》，2013年7月1日）

2. 尽快形成跟改革一致的新利益格局

怎么能够有效推进改革？从我们过去的经验看，有一个途径或一个方向值得注意，这就是改革除了触动现有的既得利益，还要尽可能快地形成与改革一致的新利益。这个新利益的力量越大，改革就越难逆转，越可以把国家的发展状况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上世纪80年代为什么能成为一个改革的“黄金年代”，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迅速形成了与改革一致的新利益。例如，农村一改，8亿人中大多数都从改革当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这种情况下，用不着再讲抽象的条文，他们就站在改革的一边了。因为他们的利益跟改革以后的家庭联产承包制紧紧地连在一起。这个经验证明：不管我们观念上、理论上、思想上对改革怎么看，只要迅速大量地形成了跟改革一致的新利益，跟国家未来一致的新利益，改革就能推进。——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财经网，2013年11月20日）

3.改革需要中层设计

中国当前的改革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在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有效化解长期积累，甚至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这种改革的风险的确比较大，如果鲁莽地推行某种全国性的一揽子方案，可能会适得其反。但只靠基层性或边际性的微改革，又只能产生搔痒的感觉。这时候，以一定规模的行政区域为单元，在大政方针统一的前提下，相对自主地进行突破性改革，或许是当前阶段值得考虑的策略性选择。在这种改革思路下，“顶层设计”不妨更多地调整为“中层设计”。——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储建国（《人民论坛》，2013年3月上）

4.改革已步入“深水区”，大势不可逆转

中国的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改革大势不可逆转，只有不断深化改革才能释放出新的制度活力，才能不断改善民生，促进社会进步。中国今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在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实现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形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力量，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中国的金融改革，要坚持市场化，推进利率、汇率的市场化，逐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要放宽市场准入，让多种所有制金融机构有更多的发展空间。——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经济日报》，2013年9月12日）

5.中国需要2.0改革版本

我们把改革过程看作“改革版本”的升级换代，如同开发和设计“软件版本”一样，总会因为改革信息和改革知识的有限性、不确定性、不完全性以及与实际情况的某种不适应性、不协调性，需要在改革实践中不断改进，不断打补丁，又不断升级换代。换言之，前一个改革版本是后一个改革版本的基础，后一个改革版本是前一个版本的修正和升级，由此形成中国特色的“改革版本”。邓小平同志的伟大功绩在于开创了1.0改革版本，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都大大丰富了这一版本，使中国仅花了30多年的时间，就从世界极低收入、庞大绝对贫困人口的国家，跨越式地进入世界中等收入、小康社会的国家。中国正处在第二个改革阶段，需要明确提出2.0版本的改革。——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光明日报》，2013年5月15日）

6.中国进入“双型转型期”，改革面临多重挑战

当今世界文明又处于一个重大的“文明转型期”。新的文明向何处去，如何从一个“不确定性”状态中发展出一个“确定性”的未来，人类需要价值重构和制度反思，需要高超的智慧打破习惯性的“价值迷思”和“制度依赖”。与人类“文明转型期”同步，中国也进入重要的“社会转型期”。这就是说，中国处于一个“双型转型期”：人类文明转型叠加中国社会转型。这种状况导致了中国社会转型的艰巨性和风险性，需要我们在理论建构、价值重塑、制度改革上显示出高超的智慧、坚强的决心和社会的良心。——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中国经济时报》，2013年9月29日）

7.转型与改革重在改变增长主义倾向

当前，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在新阶段的增长、转型、改革交织融合，增长动力、增长前景直接依赖于转型改革的突破。具体来看，长期形成的投资主导、政府主导、竞争性地方政府“三位一体”的经济增长方式在今天内外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条件下，这种增长方式不仅难以持续，而且已经成为增大经济矛盾和经济风险的体制因素。综合多方面的情况看，地方层面已经形成以做大GDP总量为导向、以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和干部考核为约束激励机制、以行政干预和行政推动为主要手段的经济增长方式。能不能推动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性转型，尽快步入公平可持续增长的轨道，是对下一步改革的重大考验。——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中国改革论坛网，2013年11月8日）

8.新阶段改革红利要靠“精耕细作”

如果说高速阶段主要是“铺摊子”，在传统农业部门之外，大规模地发展现代产业部门，“粗放经营”在所难免，甚至有一定的必然性，新增长阶段则主要是“上台阶”，通过现代产业部门内部和相互之间的优胜劣汰、换代升级推动增长，重在“精耕细作”。从“粗放经营”到“精耕细作”，所需要的体制机制会有很大不同，后者更强调发挥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更讲求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更易于与国际社会接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求是》，2013年第6期）

9.我们的政权并没有那么脆弱，推进改革需要自信

我们处在重大的社会转型期，社会各群体之间产生了复杂的利益矛盾，某些利益受损的群体表现出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是很自然的事情。这其实是促使政府进行制度改革的动力和契机。但我们有些官员对这些不同利益诉求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认为这是对现政权的挑战，要动摇我们的执政基础。实际上，我们的政权并没有那么脆弱，脆弱的是某些官员自己的内心，是他们自己对政权没有自信。——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学习时报》，2013年7月29日）

10.只要改革不出自独立的部门，改革就不会落到实处

改革从信号变成现实，距离还很长。新一届政府给出的关于改革的设想，都是正确的，但这些设想如何落实。靠一支审批的笔去放权，靠一个干预经济的部门去取消审批制，听起来就很不现实。要想真正把改革落到实处，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成立一个独立的改革部门。如果让现有部门去设计改革方案，削减自己的利益，这可能吗?这就好像让你自愿同意降工资降福利，你能同意吗?所以直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改革只是信号而已，只要改革的措施不是出自独立的部门，而是出自利益部门，我就不相信这些改革会落到实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中国慈善家》，2013年第8期）

11.不是一宏观调控就不要改革了

把宏观调控跟改革对立起来，好像要宏观调控就不要搞改革，这是对宏观调控的一种误解。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要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深层次矛盾必须通过改革来解决，因此不应该把它和改革对立起来。应该通过宏观调控来深化改革，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是一调控就不要改革了。宏观调控的目的是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北京日报》，2013年10月14日）

12.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条底线不能突破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有三条底线是不能突破的。第一，不能改变土地所有制，就是农民集体所有；第二，不能改变土地的用途，农地必须农用；第三，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损害农民的基本权益。所谓“农地入市”或“农村集体土地入市”是误读，是不准确的。“入市”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却有着明确的前置条件和限制条件，前置条件是只有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这部分土地才可以，限制条件则必须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这是因为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分为三大类：宅基地、公益性公共设施用地和经营性用地。也就是说只有属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如过去的乡镇企业用地，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才可以进入城市的建设用地市场，享受和国有土地同等权利。因此，关于“农地入市”的问题，是有明确的前提和限制条件的，千万不能认为农村土地可以随便使用、随便买卖了。——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人民日报》，2013年12月17日）

13.户籍改革可“分区推进”和“积分入户”双管齐下

中国情况很复杂，各地发展情况不一，户籍一元化是渐进的过程，不要急于求成，要考虑物力、财力等多方因素。户籍制度改革要循序渐进，可以“分区推进”和“积分入户”双管齐下。“分区推进”适合新社区，城市过渡区。“积分入户”适用于大都市，如现在的上海，以前大量农民工在上海工作几十年入不了上海户籍，学生上不了公立学校，而周边省份都在发展，技术工人很抢手，积分入户就可以将不少这类人群留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人民网理论频道， 2013年10月17日）

14.收入分配的改革方向是趋向于更加公平

收入分配应该向更公平的方向发展，这是任何一个社会回避不了的问题。一个社会要稳定，经济要持续发展，这种两极分化，这种分配不公正，不可能造成我们期望发展的局面。所以，在这一点上，政府、高层和老百姓是有共识的，但是现在有阻力，有些既得利益是不支持、不配合，而且他可能也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来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诉求。最重要的是在决策层采纳哪种意见。总体上，如果考虑到国家的长治久安，考虑到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就不能再拖延下去。——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人民网理论频道，2013年11月15日）

15.系统改革论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思想

系统性思维强调的是理论性和逻辑性，改革则更多的是强调探索和实践，两者的统一有利于改革的设计者在思路上思想上达到一种新的高度的统一，从而大大增强了改革的可操作性，有利于中央的宏观决策和顶层设计。因此系统改革论这种提法本身，具有科学性、辩证性和系统性，达到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统一。系统改革论来自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实践，作为一种改革的思想和理论，能够指导实践，因为它源自实践又高于实践，它是一种科学的顶层设计。——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教授谢志强（人民论坛网，2013年12月16日）

1.实现3.0版本的善治理论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治理水平。实现善治的关键在于处理国家（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在我看来，善治有三代理论。3.0版本的善治理论强调“公共事务公共管理”，它把公共管理定义为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单位、企业、个人等所有利益攸关者共同参与、协同行动的过程，认为“善治”意味着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协同治理，因此，建立集体决策和共同参与制度，加强公共选择和公共博弈，实现责任共担，利益分享，权力协同，这是第三代治理理论的主要诉求。简而言之，协同治理的核心就在于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处理好了政社关系，建立政府与社会、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的良性互动和分工协作，并且由权威机构推进系统性改革，就可能会实现善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燕继荣（《21世纪经济报道》，2013年11月18日）

2.民主的旗帜，我们要举得更高

不是别人举，我们就不举；而是别人举，我们比别人举得更高。为此，要痛下决心，清除一切背离民主的思想、理论、体制和做法，尤其是用人制度中那些打着“党管干部”旗号、实际上在不断剥夺老百姓和普通党员权利、败坏党的声誉的做法。不是不可以讲党的领导，不是不应“党管干部”，不是不可以一党长期执政，但所有这些都应在符合民主基本规则的范围内运行。毫无疑问，这样做起来，党的活动肯定会比过去受到更多的限制。例如，各级党组织不能再对政府组织直接发号施令，党在真正保证民众对官员选择权的前提下向公权力输送自己的精英，甚至在短时期内、在个别地区，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官员会被贴上不信任的标签等等。但是，以接受约束取信于民，获得更多的执政合法性，使党的公信力止跌回升，这样的好事，又何乐而不为？这样，至少和否定民主的选择相比，逻辑更顺，可行性更大，风险更小。——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学习时报》，2013年6月10日）

3.执政党亟待第三次思想解放

历史经验证明，政治家的思想解放是创造丰功伟绩的前提。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解决了共产党该干什么的问题。但这次思想解放是态度的转变，而不是知识的更新。第二次思想解放发生在1992年及随后一个时期。这次思想解放有了真正的知识更新。由邓小平率先打破僵局，提出了一套新的理念，其核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共十八大召开以后，掌握国家命运的政治家必须推动第三次思想解放。第三次思想解放的核心理念是建立社会主义多元所有制，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私有制。这一理念的具体要点是：第一，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意义，社会主义是强调公共领域的平等、公正；第二，抛弃“主导-从属”这类笼统的、意识形态化的提法，把所有制形式的采用完全看作“工程技术”问题；第三，要重新认识“私有制”，社会主义私有制是指公共权力对行使私有财产权利所产生的“外部性”进行调整的产权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中国改革论坛网，2013年4月2日）

4.走党建与政改相结合的道路

在学术领域，某些党建研究者离开政改，孤立地研究党建，甚至认为党建可以代替政改，结果是思路越来越窄，思想也越来越“左”倾，而且还影响到中央决策。在实践中，离开政改搞党建，虽然也曾轰轰烈烈，但最终仍以“四大危险”收场，也在民间成为笑柄，因为它违背了和平时期只能走党建与政改相结合的道路的党建规律。所以，孤立地搞党建是死路。只有党建与政改相结合，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当前的群众路线教育应当是新政改的准备。这种前后相继的关系也是党建与政改相结合的一种形式。——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人民论坛》，2013年10月下）

5.“中国梦”从未脱离马克思主义

一些媒介在传播“中国梦”过程中，存在概念化、固化、庸俗化等倾向，以致有些人对于中国梦理解出现质疑：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经过艰苦努力，把330多年历史的空想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现在提出中国梦是不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又变成了“梦想社会主义”或者是新的空想社会主义？言外之意就是中国梦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基础。实际上，中国梦的重大战略思想始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一刻也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中国梦重大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结晶、新话语。——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辛向阳（《党建》，2013年9月）

6.群众路线是最为重要的软实力

当大多数人民群众认为这个政权、这个执政党已经不能代表他们利益的时候，垮台和失败就是必然的了。所以，从苏联解体和苏共失败的沉痛教训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永远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群众路线、不可分离的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这是我们国家最为重要的软实力。软实力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是一种无形的重要力量。它甚至可以决定一个党、一个政权的兴衰存亡。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当前我们国家的软实力正遭遇挑战，甚至有被削弱的危险。党内也还存在着不少不适应的地方，尤其是贯彻群众路线方面存在着问题，有的问题甚至还很严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严书翰（《北京日报》，2013年6月17日）

7.抓住“官员财产公开”这个“纲”

建立“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这一“笼子”，使官员的财产阳光化、公开化作为反腐败的突破口，无论是对于推动政改还是遏制腐败都有着极大的裨益。这种呼声已经10多年，然而至今收效甚微，原因在于遭到了一些利益集团的坚决抵制。中国已处于矛盾的多发期和易发期，化解日益频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需要找到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就是“官员财产公开”。官员财产公开可以有效遏制日益严重的腐败，可以挽救一批人才，保护人力资源，可以缩小贫富差距，逐步化解收入鸿沟。在中国社会矛盾多发的转型期，抓住“官员财产公开”这个“纲”，“纲举”就会“目张”，就能收到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效果，可谓事半功倍。——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唐任伍（新浪财经，2013年7月31日）

8.反腐败是官民良性互动的切入点

不管人们对现状有多大的不满，但从对社会和历史负责的角度说，人们大多都希望通过平和的变革，使社会走向进步。因为动荡代价的最后承担者还是一般老百姓。以平和的方式进行社会变革，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实现上下层的良性互动。在这个过程中，什么会成为形成良性互动的切入点，反腐败，就是历史提供的一个机会。就现实的情况看，上下在这一问题上不但要反腐是共同的，遇到的阻力也是共同的，这就是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目前中国的反腐应该经历运动式反腐与制度化反腐两个阶段。运动式反腐起的是破局的作用。在面对强大利益集团的时候，没有运动式反腐，制度式反腐是没有可能的。而在运动式反复阶段，形成官民良性互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现实中也是可以看到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共识网，2013年2月18日）

9.政治应当以民为本、以民为主

所谓“民为政纲”，这里的“政”是指政治权力的领域，包括政治制度与掌握政治权力的人。“民”不简单地是指人，而且可以引申为政治这个领域应当尊重的基本价值和应当服从的首要道德原则，即政治应当以民为本、以民为主。“民”应当是包括所有人的，即政治原则上应当为所有人服务。但我们知道，政治领域有别于非政治或者说无政府状态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它是一定要有权力和强制的，要有一定的指令和服从关系。所以，我们又可以、也必须在政治领域中区分出“主治者”、“执政者”、政治领导人、官员、掌握权力者和其他不掌握这种权力的人们——即“治理者”之外的所有社会成员，或者说后一种意义上的、狭义的“民”。这种区分至关重要，因为“人民”这个词是很容易被“代表”、被滥用和被盗用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学术前沿》，2013年7月下）

1.中国还没到谈“周期”“拐点”的时候

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还是小农经济与市场化大生产这两种生产方式的矛盾。中国落后的根源是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不消化农民工潮和小农经济，只是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折腾，不会有出路。现在很多人谈“周期”、“拐点”，生产周期之所以会出现，是市场化大生产由于消费不足而引起的生产过剩危机，只要能正确认识到所处的阶段，就会发现，中国还没有到谈周期和拐点的时候，这些概念和现象都是生产社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才适用的。所以，中国经济最近的下降，并非市场经济规律使然，而是政策失当所致。——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福垣（《南风窗》，2013年9月下）

2.中国房地产进入全新季节

从2013年开始，中国房地产将进入一个与过去10年完全不同的季节。一个全新的季节已经来临，无论增长态势、市场格局、政策趋势以及产业组织等都将发生重要变化。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房地产需求仍将持续上升，但供不应求的局面已经过去，而供大于求的局面将逐步显现，并且将主导未来的房地产发展大势，房地产业将从“超高增长”转变为“中低速增长”，在住宅房地产的价格变化上，不同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将从“普涨时代”进入“分化时代”。同时，房地产金融将从单一依赖信贷资金继续转向社会融资规模的不断扩大转变，金融创新不可避免。——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晓（《京华时报》，2013年2月22日）

3.警惕“调结构”被滥用

在计划经济的惯性下，在各种经济结构调整的错误思想影响下，调结构这个概念长期被滥用，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多种危害。一个危害是，调结构成为了一个大“筐”，什么都往里装，容易掩盖经济中的主要矛盾。人们对于调结构的问题众说纷纭，但是我们并没有讲清楚究竟要调整什么，为什么调，也没有分清什么是可以调整的结构。陷于含糊不清的调结构之中，经济工作的着眼点就容易放在一些指标比例上，在数字上做文章，难免忽略对经济问题的深刻分析。更重要的是，调结构往往取代了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很多亟须推动的改革踏步不前。在传统思想和做法的影响下，政府不断地调整经济结构，容易使市场失去价格信号、资源配置、优胜劣汰等基本功能，同时没有做好制度建设。客观上，传统经济结构调整的思路和做法，往往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财经》，2013年第31期）

4.双轨制应一律消除掉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双轨制维持了经济的稳定，但同时也使社会上产生了很多不满的情绪。现在中国已经具备了双轨制改革的各种条件和市场环境：2012年，我们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6100美元，处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资本已经不是那么短缺。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现在符合比较优势了，即现在大部分的国有企业是可以盈利的，没有继续保护补贴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把双轨制遗留下来的扭曲扳正。现在已经到了把双轨制一律都消除掉的时候，否则会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社会的稳定。——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经济参考报》，2013年9月16日）

5.把经济发展中的水分挤出去

中国经济多年的高速增长，存在虚高成分，过高的增长成本、产能浪费和对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令“实在”的增长远没有表面上看到的那样精彩。摒弃唯速度的发展模式，重要内容之一是把发展中的水分挤出来。在我看来，这个水分主要不是指统计数据的水分。从专业角度上看，表现为瞎编数据的“人造水分”已经大规模减少，但是，增长的外延水分、内涵水分和生态破坏水分等三类水分，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简而言之，外延水分就是指如果投资不能形成有效供应，那么靠投资拉动的增长就是有水分的。如果经济增长不能依靠更少的投入便可实现，那么这种无效率或低效率的损失，就应当被视为增长的内涵水分。不讲生态保护的增长减少了人类的福祉，这样的经济增长当然要大打折扣，这些折扣也是增长的水分。——中国社科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李扬（《经济日报》， 2013年1月7日）

6.中国城镇化速度基本合适

实际上，发达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有过城市化较快推进的时期，特别是德国和日本抓住了现代化发展阶段的历史机遇，快速推进城市化进程，日本城市化率由1950年的37.5%猛增到1955年的56.3%，5年上升了18.8个百分点，年均为3.766个百分点。对比德国和日本城市化曾经出现过的高速度，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并不是独有的，也不是最高的，更不能认定为不合理。城镇化是否合理，主要不能以速度的快慢作为标准，而是要看城镇化的健康状况。在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城镇并没有出现诸如拉美国家和印度那样严重的“城市病”，大量的失业人口和大面积的贫民窟。由此可以判断，中国城镇化速度是基本合适的。——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张占斌（《瞭望》，2013年3月12日）

7.中国经济 “下限”应该守也必须守

对守“下限”我们也不可掉以轻心。也许有人问，政府为何一定要守“下限”？我的回答是，守“下限”当然是为了守就业。经济学有个奥肯法则，说一国经济增长与失业呈反比关系。美国的经验比值是 1∶2.5，即失业率要降低1%，经济就得增长2.5%。中国国情有别，是否也是 1∶2.5，我不确定；但可确定的是，中国经济下滑照样会增加失业，故为就业计，我们必须守住“下限”。放眼看，今天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政府表态不刺激经济，就连市场化很高的美国，房贷危机后也照样救市。中国怎可能例外呢？所以政府不刺激经济只能是相对的，也是有条件的；经济一旦滑出“下限”，政府该出手还得出手。——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主任王东京（《学习时报》，2013年9月29日）

8.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个位数增长的“换档期”

从世界各个国家发展经验来看，一个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时期，也是社会上各种矛盾比较充分的展现和暴露的阶段。姑且不论是否存在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但是像贫富差距、就业压力、土地拆迁、贪污腐败等其他国家在这个时期出现的这些问题，在我们国家也相当程度地存在。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现在已经位列世界第二，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块头了。客观地讲，由于基数的增大以及发展方式的转型，长期保持GDP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这种可能已经不是常态了。中国经济开始进入到个位数的增长阶段，也就是换档期。在这个阶段我们应该更加尊重经济发展规律，更多强调经济增长效率，保持年均7%-8%的增长速度，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完全有可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中国企业报》，2013年2月4日）

9.中国基础设施尚有较大投资空间

“投资过度”问题一直就是学者与市场热议的话题，特别是在2008年国家的“4万亿”投资出台后，由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的持续性更是受到多方的质疑。对中国的基础设施存量进行了测算之后，我们发现，无论是总量、人均资本存量还是资本产出比，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相比，都显示出中国的基础设施尚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5月23日）

1.维稳之道，在于能办小事

中医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哪疼就肯定哪不通。上下不通就是我们今天的基本症结，官僚体制办大事，人民要办小事，两家互不通。官僚体制办不了小事，而人民也办不了事，全找政府办小事，然后政府就逼着自己的公务员天天办小事。而公务员体制是下边听从上面，办大事的地方办不了小事。因此，就有了周易中的“否卦”，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在“泰卦”中，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上下一心，国家就永远打不倒，你能打败别人，别人永远打不败你，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群众路线。只要党和群众在一起，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就叫人民民主、人民至上，政府就是公仆。——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潘维（观察者网，2013年2月7日）

2.把促进公平正义也看作硬道理

公平正义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条红线。从邓小平理论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到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再到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公平正义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直到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公平正义始终作为一条红线贯穿其中。其实，作为我们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之一，就是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在本质上，此即公平正义。——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院长韩庆祥（《北京日报》，2013年12月23日）

3.共享出彩机会须避免出现“无机会群体”

如果有竞争能力的群体变成了没有机会的群体，将引发巨大的社会风险。没有机会的社会群体不一定就是老弱病残。调查数据显示，在我国，一个人成功的概率，与其出生地高度正相关。出生在大城市的成功率高，出生在农村、边远地区的成功率相对低。大城市的经济社会资源相比农村雄厚得多，城市户籍人口的机会大大高于农村，经济发达地区的机会高于老少边穷地区。这里的关键就是要做到资源配置的公平公正。避免出现“无机会群体”，既可以通过社会福利保障等平台、用转移支付的办法来帮助，也需要建立“竞争型的资源共享平台”。——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人民日报》，2013年4月9日）

4.对迟延退休者应有补偿

不主张以“多缴少支”来损害参保人的利益，而是主张对迟延退休者应当有利益上的补偿，即通过提高延迟退休者的养老金待遇来避免其利益受损，这才符合延迟退休只是合理调整人的生命周期、解决未来劳动力供给逐渐偏紧和维护代际负担公平的取向。如果政策制定者只有“多缴少支”的“算计”，其本身就失去了公正。社会保险制度的最大功能是能够解除生活风险后顾之忧、为所有参保人提供稳定的安全预期，它的最大优势即是在政府与雇主的分担下实现参保人之间的互助共济。如果每一个都要精确地算计自己的得失，则长寿者、疾患者的风险谁来分担呢？况且谁也无法算定自己不长寿或者不生病。因此，社会保险实现的是在群体利益最大化中实现个人生活安全利益追求的制度安排。——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新京报》，2013年9月24日）

5.阶层固化比贫富差距更伤害国家

在转型期由于腐败就形成一种特殊利益集团。这些年的改革由于政治体制存在问题，导致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勾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使阶层出现“世袭”，造成官二代、富二代和贫二代、农二代的利益固化。这种社会阶层的分化对立日益严重，造成草根阶层失去向上流动的可能、中等收入阶层产生严重的被剥夺感、新富阶层则出现严重的移民倾向。我认为阶层的固化比贫富差距对国家的伤害更严重。——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凤凰网，2013年8月2日）

6.绝大多数社会组织是政府很好的帮手

现在我们就要给社会放权，政府退一步，社会才能进一步。怎么样处理好这个关系，首先政府要放弃不该管的、管不好的那些事情，把它放权给社会。我们要培育，要发展社会组织，特别是那几类带有公益性的、服务性的社会组织。比如行业、商会协会，科技类的社会组织、慈善公益类的社会组织，还有城乡居民社区服务类的社会组织要大力发展，要改革管理体制。过去我们是着眼于对这些社会组织的管控，而不允许或者害怕搞大了，搞大了跟政府争夺群众怎么办，有很多疑虑。现在我们的思想要解放，绝大多数社会组织是公益性的、服务性的，是我们政府很好的帮手。——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任龚维斌（人民网理论频道，2013年11月25日）

7.房产税扩大试点是大概率事件

推行房产税是中国社会实现转轨的客观要求，大方向下只是或迟或早推进的问题。我国房产税改革采取渐进推进、先行先试的方式，符合当下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国情。要理性看待当前房产税试点取得的成效。房产税应定位于调节过高收入，只能是“抽肥补瘦”，不能变成向普通百姓普遍征收。这一点，政策制定者在决策时，一定要给普通民众吃个定心丸。以税收领域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就直接税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个税、房产税、遗产税，这些都是“热点”“难点”“敏感点”，但是无法回避。应引导理性讨论，加快改革方案设计。在制定具体政策时，须明确，个税、房产税、遗产税等税种的调整，不是针对普通大众，而是“抽肥补瘦”，着眼于缩小贫富差距。——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新华网，2013年8月16日）

8.建立中国人自己的“绿色”反思

中国的环保思潮与西方是接轨的，即中国人与西方人同样需要环保，需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但在问题意识上却是高度“西方化”的，即认为中国环境破坏的发生机制和当代西方相同，甚至就是一种“西方祸害”的东渐。相对而言，环保NGO的诉求更突出前者，“新左派”的环保观更突出后者。这就造成一种现象：西方绿色思潮具有强烈的自我反思特征——从反思工业化、反思资本主义到反思“西方文明”、反思“现代性”；而中国一些绿色思潮的宣传者却有“喜欢西方的反思，却不喜欢反思自己”的特点。我是很赞成环保的，但我历来主张“主义可拿来，问题需土产，思想要自立”，在中国讲绿色思潮是要有自己的针对性的。——清华大学教授秦晖（《经济观察报》，2013年11月22日）

9.土地向少数公司和个人流转集中应警惕

耕者才能有田，非耕者不能将田地出租获利，否则会加重农业生产经营者的负担。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等都是限制农用地转租获利的。由于限制转租获利，绝大多数国家的农用地价格是极其低廉的，但我国的农用地价格比发达国家高3-5倍，比发展中国家高5-10倍，这对农业发展是不利的。“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性收益”的改革必须真正对农民有益。地权要平均，这里的平均是指相对平均，因为人多地少，单个农户家庭占有的农业生产用地的规模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否则会造成生产经营规模不经济或两极分化。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在初次平均地权之后，一方面实行长子继承制，另一方面限制城市人和工商资本购买农地，以保持农业规模经营稳定性和有序城市化。参考这样的经验，土地向少数公司和个人流转集中的改革，应谨慎才是。——河北大学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院长李昌平（《南风窗》，2013年12月上）

1.中国尚待文明层面的崛起

中国的崛起，到目前为止还是在富强的层面上，而在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层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非价值性的富强层面，中国人可以说如今比欧洲人还更“现代”，身上充溢着19世纪的欧洲人冒险、进取、竞争、理性的精神气质，但为的只是世俗的幸福。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但是，要进一步发展，必须转向现代性中的文明那一面，即向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方向开拓，向现代性文明的主流方向靠拢。当世界历史期待着中国时刻出现的时候，中国在文明上却陷入了某种迷失。如今中国终于在富强层面上实现了民族复兴的梦想，但依然没有颠覆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历史。中国就像当年的日本一样，只是西方文明的“模范生”而已，而且是一个偏科的“模范生”，这样的文明崛起不能算是中国文明的胜利，或许只是西方文明在东方的一种展现而已。——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文汇报》，2013年1月21日）

2.“家—国—天下主义”是21世纪人类普世价值观

21世纪人类追求的普世价值是什么？传统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拼合而成的家-国-天下主义。传统中国文化（尤其是儒道佛三家的基本精神）与西方的理性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以及当代科学发展（例如人类是一家的基因研究的发展）之间的高层次结合和相互补充，会进一步完善家国天下主义。由家而国，由国而天下，是符合生物界和人类社会本身的自然演进生存模式的。当然，人类的普适或普世价值不止一种，但家国天下主义是其中最值得重视的一种。——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教授辜正坤（《人民论坛》，2013年7月下）

3.核心价值观关键在“核心”

无论哪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其核心都要扣住全部社会关系的主线，都是对国家、社会、个人三者关系的规范。于是，我们提炼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就要注意这个链条：“信仰——敬畏——自律（道德的自我规范）——他律（公德、法规）”，给“信仰”、给“敬畏”留下空间。不是论证清楚了才有敬畏之心，而是无条件、没商量地常怀敬畏之心。这样的“核心价值观”，才能高悬于上，普照四方，“譬如北辰，众星共之”。——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叶小文（《光明日报》，2013年8月6日）

4.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是因为知之甚少或知之片面

这些年出现了一种怪事，那就是虽然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党的指导思想，但我们的一些党员和领导干部却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他们不是认为过时了，就是全盘否定，虽然他并没有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没有系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我们这些党员干部不信马克思主义，不屑于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相对应的却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协会比比皆是。西方的学术和政要精英运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典论述和给资本主义的“诊断”，不断采取各种方法防止垄断现象的出现，继而使资本主义世界度过一次次难关。——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李民（人民网理论频道，2013年3月15日）

5.我们需要思维革命释放智商红利

中国是有着灿烂文明的泱泱大国，然而生活在信息网络化下的我们似乎变得越来越不会思考了，习惯于网络资源下的“拿来”主义，久而久之，我们固守“人造”或者“唯一”的规矩传统，局限、定式、僵化了思维，扼杀了“道法自然”的天性与好奇。在古代中国，科学一直与权力和急功近利纠缠在一起，是促成该现象的根源所在。统治者为排斥厌恶家长制社会结构的墨家，将其贬为“墨守成规”的形式逻辑、系统实验统统抛弃。从独尊一家的思维垄断，发展成漫长的全民思维僵化。在知识爆炸性增长和快速流动的今天，面对未来和未知，需要的是自由思维、独立精神，以超越知识本身的局限。要发掘中国的“智商红利”，根据每个人的特点，为其提供多样思维传授和训练的个性化“菜单”。——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理工大学校长钱旭红（《中国科学报》，2013年9月24日）

6.中国精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呼唤

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背景下，确立起以国家为主体的精神，更符合思想文化建设发展的实际，能有效提升国家软实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可以说，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是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精神内涵，代表着中国各民族的形象，体现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着中国人的精神风貌。认定中国精神，就有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凝结剂和推进器，就有了超越自我、走向辉煌的强大精神力量。——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党建》，2013年6月6日）

7.尽量减少儒家的阴暗面，这对民族文化重建关系密切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有一个长处，它特别强调学习的重要性，所以《论语》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这里的“学”就是“觉”，即觉悟的意思，要不断提高觉悟。儒家相当宽容、开放而多元，它也非常注重对话。儒家毫无疑问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力最广的思想，是对塑造中国人的伦理世界、精神世界最全面、最深入、文化基础最强的传统。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只要是政治、社会各方面风气比较好的华人的社会，儒家的形象都是光辉灿烂的，只要是弄得糟的地方，儒家的形象都是阴暗的，而且儒家会成为戴罪羔羊。我们要能够发挥儒家健康的、光辉灿烂的方面，尽量减少儒家的阴暗面，这对我们民族文化重建关系太密切，所以我一直倡导我们要继承儒家士君子的责任意识。——北京大学教授杜维明（《中国企业家》，2013年9月3日）

8.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者

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事情，必须要在实践中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边发展。1961年6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就谈到：“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在探索中不可能一帆风顺，失误在所难免，失误的教训也是宝贵经验，1963年9月3日，他曾谈到，“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毛泽东在探索中既留下了成功的经验也留下了失误的教训，这两方面都为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