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解放日报

本文系“上海交大-解放论坛”系列文章之一

从法国败降至苏德战争爆发，这是英国和欧洲大陆反法西斯斗争最为艰难的时期。是时，欧洲大陆几乎全部沦为德意法西斯的占领区。为了弥补法国败降造成的战略缺陷，英国寄希望于欧洲大陆抵抗运动的开展。作为植入敌人心脏的“特洛伊木马”和未来反攻欧洲大陆的内应，英国率先倡导欧洲抵抗运动，并为运动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这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欧洲抵抗运动最初的不利局面，对欧洲抵抗运动的兴起发挥了促进作用。

“英伦之战”提供契机

在欧洲国家相继沦陷和苏美参战前，英国作为当时唯一坚持与法西斯作战的西方大国，其立场态度、生死存亡事关反法西斯大局。适此危难之际，以首相丘吉尔为首的英国政府不为希特勒的和平攻势所诱惑，明确表示将“用上帝所能给予我们的全部能力和全部力量在海上、陆上和空中进行战争”，将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宣示了与法西斯血战到底的决心。丘吉尔政府带领英国人民彻底走出了绥靖政策的阴影，不仅顶住了德国法西斯的狂轰滥炸，而且赢得了英伦之战的胜利，打破了法西斯德国战无不胜的神话。英国政府旗帜鲜明、不可撼动的反法西斯立场和临危不惧、不屈不挠的斗争勇气给悲观失望的人们以极大的鼓舞。正是以英伦之战为契机，一些抵抗组织开始建立并积极寻求与英国建立联系。

支持流亡政府间接推动

随着德国法西斯的所向披靡，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丹麦、挪威、南斯拉夫及“自由法国”等都在英国伦敦建立了流亡政府。英国对这些流亡政府、组织提供了各种支持，如率先承认其为代表欧洲被占领土地的合法政府，为其争取广泛的国际支持；为之提供活动场所、资金、武器装备；协助其组建、培训军队，并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及其与主要盟国的关系等等。英国的支持不仅成为支撑和促使流亡政府坚持反法西斯斗争的关键因素，而且也对敌占区的抵抗运动产生了积极促进作用。

从政治和道义上讲，承认流亡政府的合法性不仅从法理上否认了法西斯占领当局和傀儡政权的合法性，对占领区人民有一定的精神慰藉作用，而且能使那些效忠流亡政府或追随流亡政治组织的欧洲大陆政治势力克服动摇与观望态度，转向反法西斯立场，从而有助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从军事和战略角度而言，属于流亡政府、组织的一部分军事力量，仍然支配着部分重要的战略资源，它们坚持抵抗法西斯的立场不仅对英国反法西斯斗争有利，实际上也构成了欧洲抵抗运动兴起和发展的有利形势与动因。

“地下战”技巧指导运动

战争初期，英国对敌占区卓有成效的政治战，重振了沦陷区民众抵抗法西斯的信心和勇气，并为之提供一定的行动指南。据统计，英国广播公司（BBC）每天要用23种语言向18个国家进行35小时的广播，其内容不仅涉及时事新闻、重要人物的讲话、评论等一般性内容，还持续不断地给那些地下抵抗组织输送一种特殊的密码信息。由于对欧占区宣传起步早，而且具有信息量大、情报来源可靠、报道客观及时、接收效果好等优势，英国的战时宣传不仅是欧占区人民获取外部信息的主要途径和同外部世界保持精神联系的重要纽带，也成为帮助人们摆脱颓丧与消沉情绪、积极投身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外因之一。

通过1940年7月成立的特别行动局（SOE），英国直接介入和引导了欧洲抵抗运动的开展。SOE成立后，整合了英国各种机构，招募人员，进行严格训练后打入敌占区，组织、联络当地抵抗力量，做了大量促进欧洲抵抗运动发展的工作。

SOE特工人员深入敌后对欧洲抵抗运动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些特工直接秉承英国决策高层的旨意，能从全局的角度和军事需要出发，把一些孤立、分散，甚至是彼此敌对的抵抗团体组成一个庞大的地下组织网，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抵抗运动的内部合作与外部联络；能从实际出发，摒弃英国政策中一些不切实际或有严重政治偏见的成分而采取一种较为灵活的政策，并不断通过信息反馈和说服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促成英国政策的修订，从而有益于欧洲抵抗运动的发展；　经过特殊训练的SOE代表熟谙地下斗争的各种技巧，因而他们能够带去地下斗争的技术指导。英国各种非常规战理论，也通过SOE特工人员传至欧洲及世界各地，对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待机”战略不全是消极

尽管消极待机战略作为指导欧洲抵抗运动的战略思想受到诟病，但其作为一种策略，在特定时期和地区也符合运动的现实。在抵抗运动兴起之初，特别是考虑到法西斯占领当局推行的残酷报复政策，为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和损失，在时机成熟之前避免过早暴露，致力于发展地下组织，积蓄力量以等待时机，其强调隐蔽性、组织性和谨慎行动也不失为明智之举，而且也合乎欧洲抵抗运动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内在规律。再者，欧洲被占领国家和地区因历史传统、地形地貌、被占领状态及其战略地位各不相同，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抵抗斗争形式也不相同，因而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欧洲被占领国家都采取全民武装斗争形式，而必须从抵抗斗争的实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总之，虽然英国政界和学界对英国与欧洲抵抗运动关系的评价毁誉参半，但是就英国与欧洲抵抗运动的兴起而言，英国首倡并致力于从精神上、组织上和技术上促进欧洲抵抗运动发展的努力和成效值得肯定。

罗生特1939年8月拿着何凤山的签证避难上海，1941年3月来到苏北盐城，加入了新四军，担任新四军卫生部顾问。被人们誉为“再世华陀”，“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傅莱也是作为犹太难民于1939年1月15日来到上海，后到达晋察冀军区的中心地区，参加了八路军。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建立了生产粗制青霉素的实验室，解决了部分药品短缺问题。犹太难民汉斯·米勒来华后去了延安，曾任晋东南国际和平医院医生、八路军卫生部流动手术队队长，治疗了无数抗日军民，受到战友们的一致赞扬。

（作者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徐友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