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读书杂志

编者按

文 | 刘 统

 （《读书》2016年10期新刊）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是长征中值得纪念的日子，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翻越夹金山后，在山脚下的懋功（今四川小金县达维镇）与等候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

　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雪山——川康边界的夹金山（资料图）

历尽艰辛的两万红一方面军，受到八万红四方面军的热烈欢迎。红四的战士拿着粮食、毛衣送给红一军的同志，使他们感激不尽。但是毛泽东却遇到了党内最强势的对手张国焘。论资历，张国焘是中共创始人之一，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论实力，张国焘领导着强大的红四方面军。他看到中央的现状，认为应该由他来当家了。在政治局会议上，他提出了统一指挥的动议。会师后红军应该统一指挥，关键是谁指挥谁。刚会师，中央高层在这个问题上就出现了矛盾和对峙。

形势很明显：红四方面军人多势众，没有他们的配合，一方面军孤掌难鸣。中央急于北上，摆脱在藏区缺衣少食的被动局面。但是张国焘按兵不动，一定要解决权力分配的问题。僵持两个月，看来不让步是不行了。毛泽东和张闻天商量，张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经过慎重考虑说：“让他当总政委吧。”当时彭德怀等人都不明白毛泽东“宁可让出总政委，不能让出总书记”策略的奥秘，后来形势的变化，让彭德怀对毛泽东的远见佩服不已：“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是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彭德怀自述》，201页）

中央对红军指挥机构做了大幅度的调整，张国焘得到了红军的指挥权。前方作战也由红四方面军负责指挥，红一方面军退居次要地位。中央做了很大让步。下一步红军向何处去？毛泽东和张国焘又发生了争论。

红军到川西北藏区不久，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和厄运就降临了。这里大雪山高耸入云，原始森林密布，河谷水深流急。地处海拔三千五百米的高寒地区，人烟稀少，粮食只有大麦和青稞，产量很低。这个荒凉地区现在一下来了十万红军，他们吃什么，立刻成了严重的问题。

藏族和汉族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很深，短期内不易消除。上层的土司、喇嘛鼓动藏族百姓反对红军。红军原来打算按照苏区打土豪分田地的老办法，取得藏民的拥护，然后筹粮筹款北上。然而所到之处藏民都逃得不知去向，家里的粮食、物品藏匿一空。没跑的则集中在喇嘛寺中，持枪严阵以待。这使红军以往的政策办法全都失灵。但是，粮食必须筹集，这是关系到每个红军战士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

在这片广阔荒凉的土地上，一场为粮食、为生存而战的斗争开始了。红一方面军宣传干部莫休回忆：“过了夹金山的雪山到懋功，我们即受粮食威胁着。但在困难中还可以找到玉蜀黍，进了番民区域后，从卓克基（小金川边）到昌德（黑水附近），饥饿的氛围就紧紧包围我们了。每天大家所得到的，只是两个漱口杯的嫩豌豆苗和野菜。这时所有的一切人们，每天都只有一个思想：找点东西吃，使肚子不饿。赶快走，到有粮食的地方去。”

谁也不愿坐以待毙，各部队都行动起来搜索粮食。八月地里的青稞麦还是青的，成熟还要个把月。但人们是不能挨着饿去等麦子黄熟的。莫休说：“我们发明了割取那已届饱硬的麦穗，放在火上焙焦，再耐心摩搓簸扬，于是可以得到一堆混杂着麦秆糠秕的青稞麦。然后再和水煮一煮，吃起来虽然满口是芒刺，但这是唯一度命的东西。后来不得已，实行了不劳动者不得食，每人每天要采两斤麦子交公，余外自己还要积够十五天过草地用的二十斤。每天我们都在忙着抽麦穗，烤、揉、簸，两只手是墨黑的，不曾干净过。”（《红军长征记：松潘的西北》）

起初，红军的计划是占领松潘城，打通北上的交通线。松潘自清朝以来，就是川西北高原的军事重镇。控扼通向陕西、甘肃的主要通道。松潘城小而坚，易守难攻。红军到来之前，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奉命进驻松潘，堵截红军北上。七月下旬，红军对松潘发起进攻。胡宗南部队顽强抵抗，红军攻了十天没进展。因为长征以来，火炮都丢了，只有步枪和很少的机枪。面对碉堡和城墙攻坚，只能白白牺牲战士的生命。权衡利弊，红军总部下令停止进攻松潘，将部队撤回毛儿盖。

松潘战役停止后，红军的形势更为严峻：北上的大路被胡宗南挡住，西边的阿坝草原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旷野，南边的退路又被四川军阀阻塞。只剩一条路—去走那荒凉神秘的松潘草地。在面临困境的局面下，红军中大多数人都盼望尽快离开，选择一条适合生存和发展的新路。是北上还是南下，毛泽东与张国焘就要摊牌了。

毛泽东知道，以红军目前的实力，不能与国民党军硬拼。听从张国焘的意见，在这荒凉的少数民族地区长住下去，也是没有前途的。因此他坚持一定要北上，去开辟西北的陕甘根据地，并派一支部队去新疆或宁夏打通国际路线，背靠苏联坚持革命。当时还不知道陕北有刘志丹，毛泽东凭着心里的感觉，对总参谋长刘伯承说：“我总想，这个根据地要在黄河以东，不能在黄河以西，这样才好和群众结合。”刘伯承元帅一九六一年回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毛主席说：‘我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有存在之必要，你不给群众办好事，不领导群众斗争，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嘛。’根据地放在河东，以后抗日东进，就看出主席这个思想来了。”

红军开始了向人类极限的挑战：通过无人区大草地。因为缺乏粮食，红军兵分两路：八月十二日，在中央和前敌总指挥部的领导下，右路军的红一、三军团，四、三十军开始行动，向班佑、巴西地区进发。八月十九日，左路军在红军总司令部率领下，红五军团，九、三十一、三十二（原红九军团）、三十三军及军委纵队一部，由卓克基向阿坝地区前进。

右路军过草地用了一周时间，这七天却是长征以来最艰难困苦的日子。松潘草地在今天四川省的松潘、若尔盖县境内。海拔在三千五百米以上。地势平坦，一望无际。白河（即噶曲河）和黑河（墨曲河）等天然河道迂回摆荡，形成了大片沼泽。草地气候变化无常，时而晴空万里，时而电闪雷鸣，雨雪交加。除了夏季有牧民在边缘地带放牧，草地深处极少有人前去冒险。

红军干部杨定华写道：“草地遍野是茸密的青草，有些地方三四十里水深及膝，犹如泽国。多数地方的水，绝不能作饮料之用，有时口干得要命，但见水不能喝。有些人不能忍耐喉里干涸之苦，不慎喝了含有毒质的水，立刻肚子发胀，甚至胀而至死。”

草地行军处处隐含着危险：“地质亦殊异，面硬而下软。走路时必须小心翼翼，注视着有茸密青草的地方，才敢轻轻地踏步前进。万一不留神，踏破了有草根之地皮，则陷入泥中。地面下之泥浆，其深度很难探得到底。骡马陷入其中，若任其自然，则绝对爬不起来；人亦如此，一堕其中，个人亦不易挣扎起来，使你两条大腿此起彼落，结果只好求救于旁的人。”

高原气候变化无常，衣衫褴褛的红军用各种办法御寒：“有些人穿着各种野兽皮，如羊皮、虎皮、驼皮、狗皮，真是五光十色；还有些人则将羊毛放入布的毡子里，随便缕在身上。以这样恶劣的物质条件，还要每天备受风雨雪的袭击。日里行军已经冷得口黑脸黑，走了七八十里，到达宿营地时，各人只能找一点草叶子垫着屁股，坐在湿透了的草地上。因为白天行军的疲劳，自然而然地会打起瞌睡，那只好两人或三人背靠背地睡着，不管谁一动弹就一齐惊醒。有些人由于肉体的疲劳，倒在地上睡着了，衣服全部湿透了，半夜狂风挟着雪花吹来，冷到寒风刺骨惊醒来时，找柴不到，青草亦没有，就算有点柴草也燃烧不着，有什么方法不战栗发抖呢？血脉一停那就一命呜呼！”（《红军长征记：雪山草地行军记》）

每天都有冻死的人，夜晚露营最重要的是点燃篝火取暖。莫休写道：

队伍停下了露营。虽然先行的部队已替我们留下了一些树棚子，但忙着忙着天就黑下来。糟糕的是雨又跟着夜神来袭击了，因为缺乏经验，油布张得不得法，烂斗笠也不济事。高处的水又流来了，大家闹得坐不能站不是。自然我们是想烧火，但火柴是早已不见了，在毛儿盖又没有找到火石，此时只有向别个棚子告艰难。人家费了九牛二虎的力量燃起火，自然不能多分给我们。柴虽然有，可是全浸在水中，烧那堆火可够费劲了。这时我们各显神通，每人都用尽了一切心机和力量，头都吹晕了，还不能吹起一堆火。一直到了午夜后的一时，我们总算把火烧起了。吃着开水和干饼子，倒也忘记了睡觉那回事。

清晨出发前，下来命令，每人带一束柴，因今日露营处没有一棵树木。这是一个难问题，大家都像病床上初爬起来的身体，十几斤粮食和全副的装备，在这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原上行军，空气的稀薄已闹得举步维艰了，实在不愿再增加行军的负担。但一想到数十里的行军后得不到一杯开水润润喉管，权衡轻重，自然也就不敢违抗命令了。我下了大决心，拼着徒步行，捆了数斤柴在马背上。

生命如此脆弱。饥饿，露营的风吹雨打，体力的衰竭，人一倒下就再也起不来了。莫休亲眼看到：“突然一个在水泥中挣扎的同志出现了。他全身佝偻着，上下身全都涂了泥水，一杆‘汉阳造’已涂得像一根泥棍，但还握在手中。我想扶他起来。拉起后，他踉跄地移了两步，因他全体重量都依托着我，我有一点不济了。一放手，他一点也没有支撑和防备，便面团子一样蹲缩下去了。但‘汉阳造’还紧握着，还是挣扎着想爬。我知道他也已经没有希望了。”

终于，红军通过了草地，到了班佑和巴西。藏民放牧的“牛屎房子”让红军免除了露宿之苦。杨定华写道：“外面下着密雨，屋内烤起大堆的火，大家围着烤衣服和取暖。我用热水洗了脚，打开铺盖，觉着一身松暖。经过六天的草地，五次的露营，至此才再投到房屋的怀中，也至此才觉到房屋的作用与好处。想身居洋楼大厦的人们，是不会知道这个的。我们过完草地了。无坚不摧的红军，又一度打破天然界的困难，创造下亘古以来所未有的，大军通过千里荒凉的草地的新纪录。”

右路军过了草地，等着左路军来会师。情况突然发生变化，阿坝地区连降暴雨，草地变成一片泽国。张国焘见前进不得，粮食将尽，于是决定掉头南下。与其说是偶然，不如说是张国焘内心思想导致的必然。他认为北上是凶多吉少，对于荒凉的陕北地区他更不感兴趣。摆在他面前的道路有两条: 一条是留在这里，建立川、康根据地。现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要找一个偏僻的地方保存实力。第二条路就是南下回四川。红四方面军战士中四川人居多，愿意打回老家。用张国焘的话，叫“回成都坝子吃大米”。

毛泽东接到张国焘要右路军南下的电报，万分焦虑。他和张闻天以中央名义连续致电张国焘，要他执行中央的决议继续北上。九月九日，叶剑英参谋长突然拿来一封张国焘给陈昌浩政委的密电。据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日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判张国焘的发言中说，电报上有“南下，彻夜开展党内斗争”的话。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寻找这份事关重大的“密电”原件，但是没有找到（《叶剑英传》，188页）。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在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就“北上”还是“南下”的问题产生分歧。图为中共中央反对张国焘南下方针，主张北上的部分电文（图片来源：澎湃·私家历史）

尽管现在史学界对“密电”有争议，但当时毛泽东是相信的。在劝说红四方面军领导未果的情况下，毛泽东决定率中央机关和红一、三军团夜里先行北上，希望红四方面军部队能跟上来。

但是，红四的同志都服从张总政委的命令。八万红四方面军，没一个人跟他走，而且还把朱德总司令和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留在了左路军。这时候，张国焘是九万人，毛泽东是一万人，实力悬殊。这是毛泽东自己说的“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毛泽东愤怒和忧伤交织于心。党中央孤军北上，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命运，谁也无法预料。但是任何艰难险阻都不能把他压倒。相反，他把逆境当作一种挑战。他要集中精力和智慧，度过这个最艰难的时刻。

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通过了险要的白龙江栈道，突破了四川和甘肃交界的天险腊子口，又翻过了高耸的铁梁子山，进入陇东高原。红军到了甘南的一个小镇哈达铺。饥寒交迫的红军有饭吃了。

杨定华回忆：“此地猪、羊、鸡、鸭价格甚廉，一百斤的大猪才卖五元大洋，二元大洋可买肥羊一只，一元大洋可买五只鸡，一毛大洋买十几个鸡蛋，五毛钱可买一担菜蔬。在草地雪山几月未食到盐及大米、白面的红军战士，当然喜形于色。红军总政治部特别提出‘大家要食得好’的口号。各个连队伙食单位，都割鸡杀鸭，屠猪宰羊，每顿三荤两素，战士们食得满嘴是油。大家眉飞色舞，喜气洋洋，互相见面时哈哈大笑，不约而同地说：‘哎哟！过新年啊！’”（《红军长征记：从甘肃到陕西》）

1942年11月，在延安由总政治部宣传部出版印刷的《红军长征记》，这是该书最早的版本（图片来源：澎湃·私家历史）

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并没有仅仅满足填饱肚子。在藏民区待了三个月，外界的消息不通，现在急需了解情况。在哈达铺小镇上有个邮政代办所，这一带盛产当归等药材，往来客商很多。为了沟通信息和商务往来，商人们订了很多报纸。红军从邮电所里抱来了几个月的报纸。毛泽东如获至宝，立即阅读起来。

在当年七八月间的《大公报》上，毛泽东看到了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的消息，精神为之一振。在两河口会议的时候，中央就做出了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决策。但是究竟在什么地方建立根据地，大家心里都没底。毛泽东正在为下一步把红军带向何处而费心思索，也曾做了最坏的打算。现在突然获悉陕北的刘志丹还有一支红军队伍和一大块根据地，真是天大的喜讯。

“行百里者半九十。”红军长征走了百分之九十的路程，到哈达铺才知道能在陕北落脚。这不是毛泽东运气好，而是机会留给了意志最坚韧的人。红军振奋精神，翻过六盘山，进入陕北，终于和徐海东、刘志丹的部队会师，最先结束了长征。

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并不是长征的结束。张国焘对毛泽东的北上根本不在乎。他命令徐向前率右路军从草地南下，到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脚木足乡白沙村）开会。张国焘宣布开除毛、周等人的党籍，另立中央。这是中共党史上最大的一次分裂活动，但毛泽东没有办法，因为张国焘人多枪多。所以毛后来总结了一条历史经验：“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绝不允许枪指挥党。”（《毛泽东选集》，535页）

但是张国焘的南下失败了。四川军阀对红军的态度是：你如果路过，我就放一马。但是你要抢我的地盘，我就跟你拼。听说红四方面军要打回来，川军联合起来堵在二郎山的出口，在天全、百丈与红军血战十天。中央军的飞机也来助战，红军因为体力衰减和武器装备落后，终于失败，退回甘孜。此时，红四的干部才意识到毛泽东的预言“南下是绝路”。张国焘也后悔，在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的调解下，张国焘放弃了他的“中央”，同意北上。待贺龙、任弼时、萧克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前来会合后，二、四方面军再次经过雪山草地。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红一、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红二方面军到达陕北。三大主力红军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完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

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部分人员合影（图片来源：中国大百科全书数据库）

八十年后回顾长征，我们能领悟到什么？

第一，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为求生存而进行的艰苦行军。干革命首先要能生存。当时，弱小的红军面对国民党中央军和各地军阀的围追堵截，如何保存革命的力量？是每天都要面临的问题。长征开始，根本没想到要走两万五千里，更没想到会走到雪山草地。从江西出发走一步看一步，到处都是敌人，危险无处不在。开始红军也想打，湘江一战使大家看到了敌我力量的悬殊。那就得按毛泽东的战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赤水土城与川军战斗失利后，红军退入贵州境内。面对黔军，许多将领还想打。毛泽东非常不安，半夜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劝说：红军不能再打了，再打就是全军覆没。没有红军，还干什么革命？周恩来作为最后下决心者，接受了毛的建议，红军才开始了转圈行军，在各路军阀的夹缝中求生存。这不是怯懦，而是实事求是。

在川西北，红军没有攻克松潘，北上只能选择走荒无人烟的大草地。国民党军认为，那是鸟都飞不过去的地方，红军走那里肯定是死路一条。但是谁都没想到，红军居然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硬是通过了草地。再次冲破了国民党中央军的封锁，开辟了通往陕甘宁的道路。

第二，红军能够完成长征，坚定的革命信仰起了决定性作用。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长征的疲劳、饥饿，都没有使队伍垮掉。能在极度缺粮和恶劣自然环境的条件下通过雪山草地，红军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的精神是超乎常人想象的。杨定华描述了几位特殊的共产党员：

蔡畅，红军中都呼她大姐。她曾留学法国多年，穿着戎装麻鞋，腰佩着手枪，站立于队伍之中。因为她法文很好，又善于歌唱，因此战士都一齐叫起来：“欢迎大姐唱法国《马赛曲》！”于是她就笑嘻嘻地站起来，用法语唱《马赛曲》。歌声的慷慨，确足以鼓励士气。

徐特立年近六十，头发斑白，牙齿也脱落了。在雪山草地异常艰苦条件之下，他的生活一如士兵，在长征中很少骑马。过草地时，他自牵着一条小驴子，驴子背上不少包袱毯子。毛泽东问他：“老同志为什么不骑驴呢？”“我的驴背了三个有病的学生的包袱毯子，我们走不要紧。”徐特立这样答复毛泽东。他看见因病落后的人，他一定停住脚步用湖南的口音说：“同志！努力跟上呀！快到宿营地了。”战士们闻得老人家的慈爱声音，都莫不兴奋起来。

蔡畅和徐特立按说应该受到照顾的。但他们不但自己行军，还要鼓舞他人，确实值得钦佩。东北军军官看到他（她）们，惊叹和佩服地说：“你们真是有主义的呀！假如你们没有一个固定的为国为民的目标，为什么这些老头儿、小孩子、妇女们跟你们跑两万多里？难道徐特立、林祖涵先生，邓颖超、蔡畅等女士都是为了没有饭吃才来的吗？”

第三，红军的这种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感染了周边的很多人，使他们自觉地去帮助红军。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六军团在贵州黄平行军时，突然遇到一位英国传教士鲁道夫·博萨哈特。他是虔诚的新教徒，自愿来贵州传教，还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薄复礼。红军押着他行军，在黄平教堂，红军找到一张法国传教士画的贵州省地图。萧克军团长请薄复礼帮他翻译。薄复礼回忆：“我的良心立即受到质问，他只有二十五岁，是一个热情奔放、生气勃勃的领导者。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闪发光，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在艰辛曲折的旅途中，他不屈不挠。”显然，萧克的魅力感动了薄复礼。在昏暗的油灯下，他们干了大半夜，红军将领和外国传教士的心在逐渐沟通。靠了这张地图，红二方面军走出了贵州。到昆明附近，红军释放了薄复礼。

美国记者斯诺秘密进入陕甘宁苏区，采访了刚结束长征的毛泽东和红军干部。在交谈中，他为这些身体瘦弱、衣衫褴褛的红军所感动。他看到了一种在北平、上海看不到的精神，看到一群有信仰、意志坚定的战士。在他拍摄的照片中，每个人虽然穿着破旧，眼睛中却闪烁着坚毅的光芒。它告诉世界：这些经历过长征的共产党人，是不可战胜的。

长征，不仅是中国革命辉煌的篇章，也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遗产。很多人受到历史感召，去重走长征路，寻访前辈当年的足迹。毛泽东“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豪迈诗篇，使我们心中产生了由衷的敬佩。长征精神将会世世代代传承下去，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

刘统：长征——历尽艰辛的求生之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