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建设史上，海外华人华侨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美籍华裔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就是典型代表。今年11月24日，适逢李政道先生90华诞。回顾李政道先生为推动中国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和影响，对于今天的科技强国建设，是有启发意义的。  

邓小平至少14次会见李政道

1972年9月，李政道首次回国，周恩来接见了他，这开启了李政道与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沟通交流之旅。改革开放之后，李政道频繁回国，与中国领导人频繁交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与李政道当面交流的次数非常之多，意义非凡，影响深远。  

笔者根据《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等信史资料提供的线索，统计后发现，从1979年到1989年的11年间，邓小平至少14次会见李政道，有的是单独接见，有的是共同会见。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1980年代的邓小平可谓日理万机，如此频繁会见李政道，足以看出邓小平对李政道的重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会见并非只是礼节性的见面，相反，每次会见都有实质性内容，会谈都涉及科教领域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会谈的内容及后续督办，对于推动1980年代中国科技和教育重大改革，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推动中国高能物理发展

中国高能物理的发展，因受到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的特别关心而在中国当代科技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影响。高能物理发展的关键是高能加速器的建设，从1972年启动，到1984年确定建设小型正负电子对撞机，历经十余载，先后提出并实施过多个方案，过程极为复杂。李政道从一开始就参与到对这一工程的建议之中，他力主中国建设正负电子对撞机，最终被中国政府所采纳。  

1984年5月21日，邓小平接见李政道，在会谈中，李政道较为系统地回顾了他参与中国高能物理加速器建设的过程，他说：“1972年我第一次回国，在北京周总理提出如何使高能物理在中国发展的问题，以后我一直在思考，主要是想将基础和应用结合起来。1976年秋我通过美国斯坦福高能物理加速所寄给国内成套的关于电子对撞机及有关同步辐射的资料。1977年来北京时我提出自己的想法，建议造一架规模较小的，二三十亿电子伏的正负电子对撞机……1977年底，袁家骝、吴健雄教授写了一份关于质子加速器的建议，请我联名加入。我加了个附录，是关于电子加速器的，其中强调了质子与电子不同的地方……1978年中国决定造大的质子加速器……1981年国家对高能的方向有所改变，故我又提出小型电子对撞机方案……现在看来，这个方向是对的。”这段话，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李政道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设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中科院高能所原所长陈和生曾这样评价：“应当说没有李政道先生对发展中国高能物理的远见卓识和孜孜不倦的努力，就不会有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和成功。从它的物理目标选择到加速器方案的确定，从工程设计到关键设备在美国订货，从人才培养到工程管理，从物理研究到国际合作，都凝聚着李政道先生的很多心血。”  

推动中国科教事业发展

著名的CUSPEA（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是李政道推动中国科教事业发展的典型项目。这个项目是李政道亲自发起并努力促成的，该项目运行10年，915名中国学子由此赴美深造，在中国科技和教育史上，影响深远。  

1979年春，李政道应邀回国讲学，发现不少学生很有培养前途，于是他便萌发了选拔优秀学子赴美深造读研究生的想法，并得到方毅、严济慈、钱三强等中国有关方面领导的全力支持，遂成CUSPEA项目。  

当时，中国还没有TOFEL和GRE，美国要招收中国学生，必须要在美国的研究生录取政策之外，新设计出一套专门适用于中国学生的招生体系。为此，李政道不仅逐一做工作说服美国高校接受中国学生，而且还为CUSPEA设计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实施方案，这是极为难得的。李政道自己就曾说：“这样独特的招生方式，在美国正规的招生计划之外，每年从一个特殊的外国招收近百名研究生，并负担其得到博士学位前在美国的全部费用，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是没有的。”  

CUSPEA项目启动时，并非一帆风顺，相反，海外华人和国内部分人士对该项目的实施有着不同的看法。甚至有海外华人给中国领导人写信，极力反对CUSPEA项目，认为这个项目是“丧权辱国”；国内的反对意见则主要集中在对优秀人才流失的担忧上。面对巨大的压力和阻力，李政道多次回国，当面向中国领导人和有关方面做解释工作，在邓小平、方毅等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下，CUSPEA项目克服诸多困难，成功运行。因为效果非常好，原本计划于1985年终止的CUSPEA项目，被延续到1988年。  

推动中国科技体制改革

1980年代，李政道还直接参与了诸多中国科技体制与科技政策的改革与创建。中国博士后制度的建立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成立就是典型代表。  

推动中国博士后制度的创建，起因是为更好地使用CUSPEA学成回国的优秀留学生。1983年3月和1984年5月，李政道就相关问题两次给邓小平写信，信中建议在中国建立博士后流动站，实行博士后制度。1984年5月21日，邓小平接见李政道，李政道再次详细介绍实施博士后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邓小平当场拍板，责成有关部门尽快予以落实。  

在1986年之前，中国没有国家层面的自然科学基金，仅有1982年开始实施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这严重制约了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1985年7月3日和7月12日，李政道连续两次给邓小平写信，提出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意见和建议；7月16日，邓小平接见李政道，李政道再次面陈实施自然科学基金制度的重要性，邓小平当场肯定并指示有关部门落实。经过筹备，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于1986年正式运行。  

需要强调的是，李政道都是在他熟悉的科技教育领域建言献策，因此效果非常好。朱光亚对此曾评价说：“他非常善于依靠政府和组织的力量，来推动国内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关于促进人才培养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政策措施建议，或建立某种机制的建议。”实践证明，这些建议都是符合中国改革发展需要的，而这又反过来提升了李政道建言献策的分量，可谓良性循环，这也可以解释邓小平为什么那么重视李政道的意见和建议。  

时势造英雄。1980年代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肇始，如何改革、怎样开放，都是全新的伟大事业，需要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在这一过程中，积极听取、吸收海外华人杰出科学家的意见和建议，推动相关领域的先行先试，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办法和选择。李政道之所以能够充分发挥科学顾问的角色和作用，正是时代呼唤的结果。而强烈的报国意愿、杰出科学家的远见卓识、丰富的科学实践经历、对世界科教事业发展的深刻把握，又使得李政道有能力为中国科教事业的改革发展提出建设性的并具有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  

来源：《学习时报》 2016.11.21 第07版 科技前沿  

原文：李政道在当代中国的科学顾问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