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国共产党通过将党组织直接嵌入到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和每一个基层单位，并依托这一坚实的组织基础获得了强大的社会整合能力，从而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巨大成绩，实现了党的建设与国家发展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今天，我国超大型城市也需要依托党的建设以实现各种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有力感召。 

回顾改革开放近40年，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不断加速，我国的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跃升至2016年的57.35％，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7.9亿人。我国的城镇化发展不仅孕育出了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城市群，并且涌现出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超大型城市。超大型城市既是中国社会中最具活力与吸引力的地域空间，也面对着更多更复杂的城市问题，基层党建也遇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挑战。如何探索出一条具有超大城市特点的基层党建工作新路，是上海城市治理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超大型城市诸多新特点给基层党建带来新挑战

从超大型城市自身特点来看，基层党建工作的确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 

其一，超大型城市的社会结构从同质性单位化的“熟人社会”转向异质化“陌生人”社会，这客观上对基层党组织的党群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其二，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生存与发展不再单纯地依赖体制供给和配置，而是能够通过市场化、社会化的方式来获取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与机遇，基层党组织对个体的规制力、影响力和社会动员能力面临挑战。 

其三，新兴社会群体和新兴社会组织不断涌现，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和差异化的社会需求，给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吸纳与社会服务增加了难度。 

其四，城市社区的人员流动较强且结构日趋复杂多变，客观上制约着基层党建工作的有效开展与有序推进。 

最后，传统的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方式、工作方法，与不断变化中的超大型城市社会环境不相匹配。 

努力探索超大型城市基层党建新路的“三个重点”

基于上述现实困境，超大型城市的基层党建工作需要注重以下三个方面的探索和创新： 

第一，探索延伸党组织“触角”的多元路径。 

党建要全覆盖，换言之，党的建设首先要坚持“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恪守“应建必建、应派必派”的基本方针，扎实推进和扩大基层党建工作的覆盖面，消除党组织设置的“空白点”，构建党建工作的组织基础。对超大型城市而言，其自身社会结构的多样化和碎片化特征，客观上要求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形式、工作方法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结构变化以及客观现实环境。例如，城市流动性强的“陌生人”社区存在较多流动党员，他们对社区事务“不在场”或“不走心”，与社区居民之间联系少；一些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存在对党建工作积极性不高、支持力度不够等问题。 

针对新的现实情况，超大型城市党建从方法论上应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一方面，采取“成熟一个建立一个、建立一个巩固一个”的方式，在符合条件的社区、园区和两新组织设立党委、党总支、党支部，积极拓展延伸党组织在基层的触角，实现党组织建设重心下移，形成“支部建在一线、党员干在一线、作用发挥在一线”的基层党建新格局。另一方面，要大胆探索精细化、多样化、灵活性的党建工作方法，鼓励基层党组织根据自身所处的客观环境和党员群体特质进行实践创新。例如，科技园区中创业型企业、小微企业众多，党建工作则适合以产业属性和行业组织为依托，将零散的企业进行整合，在同行业企业之间成立联合党支部。对于社区中的流动党员，可以建立相应的党员“报到”制度，建立专门面向外来人口的党支部，组织他们开展各类党务活动和社区活动。对于外企白领较为集中的地方，楼宇党建则是让党员找到组织、让组织找到党员的重要机制。总之，超大型城市本身的多样化和开放性，决定了其基层党建应在恪守党建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构建出“百花齐放”的多样路径。 

第二，让服务成为基层党建的底色，形成以服务为导向的基层党建长效机制。 

党的十八大报告鲜明指出，新时期党的建设要“以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为主要任务，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这也为超大型城市的基层党建工作指明了根本方向。客观而言，各级党组织在计划经济时代所拥有的垄断资源配置的地位已不复存在，新的社会形势对其整合能力和动员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由此，各级党组织应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在组织协调好涉及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从基层社会的管控者转化为基层群众的服务者，提升党员和民众对基层党组织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党建工作的实质，是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党员的自觉行动，认真践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根本宗旨。在超大型城市基层党建中，推进党组织覆盖率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社会服务功能是发挥好其政治功能和治理功能的重要基础。如何把松散的社区居民聚集起来？社会成员的差异化诉求和矛盾纠纷如何吸纳与化解？新兴企业发展遇到的困难如何解决？散落在“两新组织”中的党员如何进行组织生活？这些都是基层党建工作需要扎扎实实做好的事务。由此而言，社区党建、楼宇党建、区域化党建、园区党建、两新组织党建、网格化党建等党建模式，其根本目的并不是建立一个或几个基层党组织，而在于打通联系党员、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形成以服务为导向的基层党建的制度化的长效机制。唯有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才能在新形势下真正获得群众的支持，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和持久的战斗力。 

第三，从刚性嵌入向柔性融入转变，实现党的建设与个体发展和组织发展相统一，摸索共创、共建、共享的基层党建模式。 

长期以来，在城市化进程中，一些部门把“抓发展”当成硬指标，而党建工作则似乎沦为了“软任务”。这种将经济发展与党的建设对立起来的观念和做法，本质上还是缺乏对党建工作的正确认知。从历史维度来看，中国共产党通过将党组织直接嵌入到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和每一个基层单位，并依托这一坚实的组织基础获得了强大的社会整合能力，从而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巨大成绩，实现了党的建设与国家发展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从现实维度来看，党的建设是实现“五位一体”总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抓手，亦是党将符合人民利益的各项政治主张转化为实际行动的有效手段。因此，党的建设不是笼统的、空泛的，而是精准的、丰富的。超大型城市客观上需要依托党的建设，以实现各种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有力感召。因此，基层党建不是可有可无的“软任务”，而是助力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硬功夫”。 

超大型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应从刚性嵌入向柔性融入转变，实现党的建设与个体发展、组织发展相统一。超大型城市存在着大量“两新组织”和新社会阶层人士，基层党建工作必须正视这一客观现实，理顺个人发展、组织发展与党组织建设之间的共生关系，唯有将这三者统一起来，才能形成内生性、持续性的党建动力。在这一认知基础上，基层党建应从组织建设、活动设置、工作模式中系统性地与个体成长和组织发展的客观需求自然对接和深度融合。例如，杨浦区将党建引领与创业发展混搭的“党建＋创业”模式，浦东新区的党建服务、企业服务和白领服务“三位一体”模式，这些探索进一步验证了共创、共建、共享的基层党建模式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号召力。 

超大型城市的社会结构经历了由计划经济时期的高度同质化、聚合化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的异质化、碎片化转变，呈现出城市发展普遍性问题与中国社会特殊性问题相互交织的时代特征。这一客观现实，不仅给超大型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促使基层党建必须积极适应新形势、新变化，因地制宜地解决新问题，不断探索符合超大型城市特点的基层党建工作新路径、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