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如何认识评价设立雄安新区的战略意义？

如果说，三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进，主要属于战术层面的“伐兵”和“攻城”，那也不妨说，河北雄安新区的布局和落子，真正具有了上兵伐谋、以谋取胜的内涵。

（1）大国大都，需要规划一个更大的战略腾挪空间。

拥有3000多年建城史与800多年建都史的北京，目前中心城区人口超23000人/平方公里，机动车保有量超500万辆，既有“首堵”之戏称，又经常陷于“十面霾伏”中，再加上怎么也都根治不了的高房价、上学难、看病难等，说明这座大城已经病了，儿对此最实用的对策是减去已超过它承载极限的东西。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必须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中外历史上很多都市的迁移和扩建，都是出于遵从自然规律、协调人和自然矛盾的现实需要。从中国古代都城史的角度看，无论是汉唐的双都城——长安和洛阳，还是唐代对隋朝都城、元代对北京城的扩建，都是因为旧都不能满足帝国首都必须具备的城市功能。从西方现代大都市的角度，19世纪下半叶，伦敦、曼彻斯特、纽约、芝加哥等在出现了人口拥挤、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悬殊等“城市病”后，也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另建新城的策略。

“树挪死人挪活”，对于一个城市也是如此。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当今世界，在积极应对北京大城市病的同时，另择空间建设一个国家副中心，以备不时之需，对于捍卫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是绝对必要的。在某种意义上，就像农业生产中的轮耕制，雄安新区的设置，可以看做是“都城空间轮耕制度”的一次探索，完全符合城市发展的规律。

（2）上兵伐谋：一子落定，满盘皆活。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规划中的雄安新区，包括雄县、容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这个选址和布局，初看起来有些出人意料，但细思之则发现意味深远。

首先，雄安新区一直是潜水的交通战略要地，距北京、天津只有100公里，属于高速1小时、城际高铁半小时的交通圈内，此次浮出水面，有望在京津冀腹地形成一个新的“中心地”。

其次，城市化水平较低，新区内人力资源、土地资源相对充足，坐拥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湖泊——白洋淀，拥有良好的发展潜力和市场空间，还可连带解决京津冀区域的“中部塌陷”问题。

再次，远期规划面积2000平方公里，比深圳经济特区（1990平方公里）略大，不到浦东新区（1200平方公里）的两倍，建成后可容纳人口超过1000万，这样的规模和体量足以为解决京津冀协调发展的核心问题——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提供辗转腾挪的战略空间，且与其他地方相比，三个县城的建设成本又是最低的。

最后，具有一子落定满盘皆活的系统效应。比较而言，在一穷二白上，雄安新区有些像当年的小渔村深圳，在后发优势上，又像当年和沪西一江之隔的浦东，前者深入到战略前沿，后者具备雄厚的外势。在没有这个新区时，谁也看不出京津冀与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如何互动，而一旦有了这个新区，一幅“南深圳，东浦东，北雄安”的深化改革和开放发展宏图已跃然纸上。在战略一词已被用滥的当下，这才是真正的城市战略规划，是一种更加系统的国家大局设计和一种前瞻性的千年城市谋划。

5.建设雄安新区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马一浮先生曾把先秦诸子与上古文化传统的关系分为四类：一是“得多失多”，二是“得多失少”，三是“得少失多”，四是“得少失少”。我曾认为，这个原理也适合解释城市发展，以长三角为例，积淀过于沉重的城市（如南京、扬州等）属于“得多失多”，而像上海这样的“新兴贵族”则属于“得少失少”。在这个意义上，雄安新区和近代上海滩相似，尽管家底不够厚实，但同时包袱和负担也小。但如何取长补短，关键是做好“生涯规划”。

（1）以规划防止城市“过度集聚”

城市发展离不开“集聚”，但过度“集聚”就会导致城市病。这是旧城市化的一个主要问题，以至于在今天我们看任何一个城市规划，百分之百都会碰到“轴”“带”“区”“点”等概念，也百分之百都会看到“上下左右几个圈”再加“几个纵横轴线”的图示。沿“轴”、“带”分布的“集聚区”“功能带”“增长极”“示范点”等，既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房价飙升、公共服务密集布局的空间，同时也是城市不健康的病灶和症结所在。要改变旧城市化的规划思路，需要确立一种“集中+分散”的基本思路，做到“该集聚时集聚，该分散时分散”。

和一般新区遇到的“卧城”“鬼城”“产城不融合”等问题不同，可以预言在未来的相当长的时期内，雄安新区的主要任务是防止“过度集中”。在这方面尤其可以北京为戒，并对已存在和可能出现的雾霾、拥堵、房价、上学难、看病难等“大城市病”有所准备。但同时也要防止因制定过多的限制性政策，造成未来人口结构失衡、人气低迷、产城不融合等“供给侧”问题。

城市发展的关键不在事后“用脚投票”，而贵在事前“用脑子思考”。在新区规划的起始阶段，认真研究环境、经济与人口等因素的错综复杂机制，通过制定适当政策和科学编制发展规划，促进经济、产业、人口等有序集聚，引导人口与资源多点、多线、多面布局，既要防止“过度集中”，也要解决“过于分散”，把能想到的问题都解决在萌芽阶段，力避在华北平原上再摊一个新的大饼，是雄安新区亟待下好的一步先手棋。

（2）以政策先行防止新区走旧城市化的老路

目前，面对炒房热及有可能出现的房地产城市化，相关部门已冻结了雄安新区的房地产交易，同时各级政府也在苦口婆心规劝各种炒房客和投机商，但受雄安新区战略利好和我国城市房地产炒作惯性的影响，各种地下交易仍然暗流涌动。为避免新区建设陷入房地产化，影响和干扰新区建设国家战略实施，提出建议如下：

首先，确定建设用地供给“紧缩型”大政方针，在“源”和“流”两方面协同治理。

新区建设用地是治理房地产乱象的主要杠杆之一。与一般城市的策略主要是提高土地供给量或在购房数量、面积、信贷上设限不同，由于雄安新区的战略定位及其已客观上形成的巨大市场需求，要想通过投放更多的土地来抑制房地产炒作，可以说基本上是不现实的，因此在新区建设用地上应确立“紧缩型”大政方针，土地供给主要根据国家战略的实际需要，并以尽可能压缩市场自由交易为指针，从“源头”上做好顶层设计，限制并在初期杜绝土地的市场化。同时在“流”的方面或微观市场上，尽可以考虑借助购房政策、户籍与积分制甚至是房地产税等多种手段，把炒房者的利润压到得不偿失的地步，同时减少政府的治理投入。

其次，研究出台《雄安新区土地和房地产管理条例》，为扭转房地产城市化做出示范。

利用雄安新区的高规格及特殊性，在吸收我国城市建设房地产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充分发挥国家和政府在土地、财税、投资、交易、立法等方面的综合优势，研究、制定《雄安新区建设期间土地和房地产管理条例》，划定居住、投资、开发、建设的红线，把目前政府封盘举措制度化和长期化，甚至可以出台更为严格的限制买卖的各种条件（如延长时间、提高税收等），严防“开闸”之后的“放水”现象，不给炒房者任何幻想和可乘之机，避免走浦东、深圳房地产化的老路子。同时要及早考虑在周边划出缓冲区或防火墙，防止周边地区房地产化，为新区培育一个健康的生态环境。

（3）千年大计，更要从长计议

目前，国家只是给出了雄安新区的战略意图和目标，下面还有大量的战略研究工作要做，比如新区的环境资源承载力究竟如何、经济产业究竟要怎样布局、人口结构和公共资源究竟该怎样配置、国家政策红利和各种社会资源如何结合、新区规范管理与保护、引导各界参与热情等，这些既需要借助大量的调研和第一手的数据采集，也需要研究和发现它们和“四区”目标——“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的主要结合点和良性互动机制。

雄安新区是一场大战役，甚至有大决战的严峻意味，对此只有把地形、地貌和人员装备等与战略意图、进程、目标等充分结合，才能制定出一套高水平、低成本、奇正结合、风险可控的战略计划和实施方案，并最终保障主要战略意图和各项战略任务的顺利完成。

“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雄安新区的规划才刚刚迈出第一步。由于涉及环境资源、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多要素，以及体量巨大、关系众多和层级复杂等原因，不论是规划刚刚提出的现阶段，还是在以后的规划建设进程中，出现一些怀疑、摇摆、反复甚至是局部的困难，可以说都是正常和无可避免的，对此既无须“大惊小怪”，也要防止“因噎废食”。对于所有“发展中的问题”，只能以更高水平的发展去解决。

专家简介

刘士林，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导，光明日报城乡调查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城市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首席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雄安新区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执行院长，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文化部文化产业专家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城市科学、文化战略、智慧城市、城市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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