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解放日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碰撞、交融过程。如何寻找二者的契合点，这在理论层面和在实践层面仍然值得深入探索。

　　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先弄清两个根本问题：一个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另一个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什么，主体或主流是什么？这两个根本问题不搞清楚，谈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就会出现“两张皮”的情况。

　　在这里，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两种错误观点：

　　一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一旦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就会淡化、稀释甚至取代马克思主义。这种观点看似坚持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既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更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在扼杀马克思主义。实践反复证明，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不可能在中国长期存在并不断发展。

　　另一种错误观点是企图用中华传统文化“去化”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去挖掘、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试图用中华传统文化消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久而久之达到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这是开历史的倒车。当代中国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所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无从谈起。

　　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点，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所在。那么，这个契合点是什么呢？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以人为核心的，关注人的生存方式、存在方式，是关于人的解放的科学。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提出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后来，又提出了“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并把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看作人类共同体的根本目的。这里需要看到的是，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理论不是针对单个人，而是站在全人类共同发展的立场上。

　　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绝大多数思想家也是主张以人为核心的。儒家以伦理思想为核心的“仁爱”思想、“性善”思想，墨家的“兼爱”思想，法家、兵家、阴阳家的相关论说，甚至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都是关注人的思想，都是以民众为立足点的“入世哲学”。可能有人会说，道家不是强调“无为而治”，怎么也是“入世哲学”呢？道家强调的“无为而治”并不是纯粹的“无为”，而是要人们不要过分地“为”、违反自然和人性地“为”。这种“无为”其实就是“大为”，落脚点在于“治”、在于“为”。

　　可以说，关注人的存在，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点。当然，在关注人的基础上，还必须解决马克思主义的定位问题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或创新性发展问题。这在本质上就是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之“本”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的关系问题，即如何吸收“根”的营养来丰富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之“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或创新性发展必须以符合“人的解放”为基本原则，这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具体来看，可重点关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古代政治伦理与治国理论的现代转型或创新性发展。中国古代涌现出许多治国理政思想，对当今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华传统文化是入世的哲学，尤其是先秦诸子百家，都将人放在极高的地位上。例如，儒家认为，政者，正也。不行正道，往往难以治理好一个国家。所谓“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而正者，必己正；己不正，何以正人？

　　第二，中国古代德育思想的现代转型或创新性发展。中国古代道德教育本质上是对人的教化。儒家的“德政”“礼治”，强调“导之以德，齐之以礼”；道家的“无为而治”，提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注重返璞归真，顺应人的发展而不妄为；法家主张“任其力，不任其德”“不贵义而贵法”，开辟了“依法治国”的先河；墨家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己任，建立了尚贤、尚同、兼爱、非攻等学说。不同的古代德育学说，虽然基于“性善”“性恶”等不同的人性观念，但都强调用不同的手段对人实行道德教化，以此衍生自我修养、戒谨慎独、诚意正心等道德修养。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不断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关注人、关注人的存在和发展，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基础。它使得马克思主义这个“本”深深扎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上成为可能，同时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作者：周书俊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