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6日下午，我出席了李克强总理在中南海国务院第一会议室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在中国，像我这样的经济学者有很多，相中我参加这个重要会议，主要与我近几年来关注创业创新有关。   

我的目光是怎样转向“双创”的？

2008年9月，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政府为了防止经济过快下滑，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政策，但由于外部需求冲击比预想的要严重，所以，在2014—2015年，党中央、国务院相继提出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战略和新举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作为社会动员和实施途径也同时提了出来，试图从激发中长期增长动力的角度，并通过自下而上的力量，实现中国经济转型。   

说来也巧，也就在这一段时间，我利用带EMBA学生去以色列游学，到深圳为MBA学生上课、面试的机会，对这两个地方的创业创新做了比较深入的考察和调研，增加了不少创业创新方面的见识。   

基于经济环境的变化，我和许多经济学者一样，将目光转向了总供给、中长期增长这一侧。此后，我时常想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说过的一段话。他说，“印度政府是否能采取某些行动使印度的经济像印度尼西亚和埃及的经济那样增长？如果能，那么应该采取哪些政策呢？如果不能，那么到底是哪些‘印度的特性’使其无法这么做呢？这些问题中间所包含的人类福利含义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旦我们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我们就发现很难再去思考其他问题。”像他说的那样，我发现，开始思考与增长有关的创业创新问题后，我对其他问题都感到兴味索然。这是因为，创业创新接近经济增长的本源和原因。我对卢卡斯这段话的深意有了新的体悟。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我被“冠名”“双创学者”的趣事。2016年年底，利用在深圳给MBA同学上课的机会，深圳湾创业广场邀我做了一个讲座，当时的讲题是《中国经济的希望在“双创”》。发表时，编辑根据文中内容，将标题改为《“双创”并非权宜之策，而是转型大计》。国务院主办的中国政府网，在网站头条位置将这篇演讲稿挂了十多天。据说，学者的文章在该网站挂那么多天，比较少见。期间，国务院有关部门给我打过电话，问我是否还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文章被国内各大网站转载。不知是笔误，还是其他原因，一家知名网站转载时标题出了状况。他们的标题原本应该是，《总理力推“双创”，学者说“双创”并非权宜之策，而是转型大计》，但是，他们漏了前面那个逗号，这样一来，不仅句子是不通的，而且意思发生了莫名其妙的变化：总理力推“双创”学者……，我就成了总理力推的“双创学者”。此后，有人给我发邮件，说他有一个好项目，要我向总理推荐，令人啼笑皆非。在上海经济学同仁的有关会议上，有人戏称我“双创学者”。在重本抑末的传统文化影响下，草根创业本来就不登大雅之堂，现在又被“炒作”得如此热闹，确实有人认为，这过头了。   

我不这么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对于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有着根本性的意义，尤其在最终确立市场经济微观基础、培育中长期增长动力和新兴产业试错，乃至重构社会主流价值观等重要方面，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而且，经由无数次创业创新试错，进而走向成功的企业家，是社会最为稀缺也最为重要的资源。我们今天大力倡导的“双创”，就是培育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源泉。   

“双创”将构建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我们在讲发展方式转型时，不能忘记中国的体制转型并没有完成。厉以宁先生说，我们现在是“双重转型”。尽管以国家创业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框架上已基本瓦解，但是，由民间创业构筑的，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微观基础还没有建立起来。我在深圳湾演讲时，用下面这段话开场：但凡社会在经历大的变革和转型的时期，一定会有一件自下而上的重要事情，影响甚至决定着变革和转型的成功。就像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的中国革命，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改革。那么，正在进行的这场中国经济转型，哪件自下而上的事情对其至关重要呢？我以为，就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当然，人类社会有许多自上而下的事情也很重要，但更为有趣、影响更为深远的，总是那些自下而上的事情。自下而上的“双创”，不就是构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所需要的吗？   

在今天的中国，多样化的创业在重构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第一种是初始创业。初始创业一般都是民间创业，是民营经济成长的主要通道。如何界定初创？可以从创业融资的维度，给出从初创到完成初创的过程：获得天使轮投资即A轮，然后是1~3轮的风险投资（VC），再到私募投资（PE），最后是IPO。初始创业的挑战性在于寻找新的可重复和可扩展的商业模式，拓展市场并赢得利润。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若干年后看，中国的大部分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都将是经由这种方式成长起来的。   

除了新创公司的初始创业，大公司也都在再创业。这里，大公司泛指完成了初始创业的公司。也就是说，创业创新对于公司来说，是一个连续的生生不息的过程。大公司内部创业，是以创建新技术、改进管理和流程、拓展业务领域为目的的创新活动。大公司内部创业通常以搭建一个平台来加以实施，所以，内部创业也经常被称为平台创业。平台创业能够获得母公司更多资源，诸如现金流、供应链、分销能力、销售队伍和品牌影响力等。大公司的创业平台，由平台组织，即平台主、小微主（初创公司）和创客，多边市场平台，产品族平台和平台生态系统组成。他（它）们发挥着各自的功能和作用，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创业创新的效率和成功率。   

我在深圳调研时，还发现了一种兼具改革和发展双重意义的融合创业案例。一家以做车联网为主要业务的初创公司——安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全资子公司——中集车辆（集团）有限公司，注册一家股份制的新公司，共同开发智能挂车门户平台。新公司通过第三方设备、应用软件和服务整合，成为智能管理系统、挂车运营价值挖掘和挂车运营车辆大数据的提供商。由此，作为大企业的中集车辆，将完成智能化的改造升级；安煋这家初创公司则将拓展业务空间，获得可遇不可求的发展机会。正如总理所说，这种新模式使央企与中小微企业不再是简单的上下游配套关系，而是形成优势互补、相互服务、利益共享的产业生态，不仅会对推动企业发展产生乘数效应，也会带动大量社会就业，给各类人才实现价值提供更大空间，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其激发的巨大社会创新创造潜力前景难以估量。   

美国经济学威廉·鲍莫尔在将熊彼特的理论范式运用于创新增长的实践时说过，市场经济的最佳形式（微观基础）就是大企业型和企业家（创业者）型两类企业的混合。后者指的就是初创公司。一方面，大公司有着专业化和规模经济的优势；另一方面，初创公司有着充分的活力，进行着新经济所需要的各种试错，进而成为新动力的源头。   

“双创”孕育着中长期增长动力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十多年高增长后，就显露出高投资、高出口拉动增长的弊端，但高增长“一俊遮百丑”。而且，在当时，高投资、高出口还有增长空间；在这种增长模式下，绝大部分企业都还有利润空间。所以，即便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提出转变增长方式，到了新世纪，又“提升”为转变发展方式，但收效不大。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应对的刺激政策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将已经存在的产能、杠杆和泡沫等问题推向极端，致使上上下下都不得不正视这些问题。一方面，我们需要对未来一个时期的增长和发展方式提出新的概括，另一方面，目光自然转向供给侧，转向中长期增长动力。前者的答案是经济“新常态”，以此区别于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旧常态”；后者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但要经历一个过程。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经济“新常态”；11月，他在APEC演讲时，概括了“新常态”的三个特征：中高速增长，结构调整优化，创新驱动。我在刊于《文汇报》的《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原始动力》一文中提出，中长期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动力，不是所谓“三驾马车”意义上的来自需求侧的动力，而是指供给侧动力，主要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精神。到2015年11月10日，总书记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文汇报》另一篇文章中强调，中国目前还有大量阻碍供给侧动力形成和发挥作用的体制性、政策性障碍，所以，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激发和产生供给侧动力。这就是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性，或大致的逻辑。至此，以改革的方式培育中长期增长动力，基本达成了共识。   

“双创”的试错与新兴产业发展

新动力在哪里产生新价值？在新经济即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产生。在那里，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精神三要素组合，产生“化学反应”，进而产生新价值。这里会产生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那就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产业政策是什么关系？一段时间以来，经济学家有一场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日本是公认的第一个有明确的产业政策的国家。作为一个战败国，战后日本政府希望集中资源，把百废待兴的产业发展起来，使之带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所以，本原的产业政策是直接干预产业发展而来的。这就道出了产业政策的本来意义和内涵：有直接干预产业发展的目标和手段，如日本的重化工业发展目标，以及对重化工业的优惠利率。这个意义上的产业政策到底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是讨论产业政策的要害。日本产业政策的利弊得失本来也是见仁见智的。即便持利大于弊的观点，这可能也与日本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辅之以适度的产业政策有关。还有两点亦很重要，其一，在日本实施产业政策的时代，供大于求的格局尚未形成，产业发展往往对应着比较确定的需求，产业政策的   

指向不至于发生太大的偏差；其二，健全的法制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和新加坡差不多，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中也起到了较大的作用，但法律制度和依法治理的保驾护航甚至是前提性条件。   

现在的问题是，当供大于求的格局已经形成，新经济成为主要增量来源时，用什么办法来推动新经济的主要内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观察新经济的策源地，旧金山（硅谷）、波士顿、圣迭戈、特拉维夫-海法（硅溪），还有深圳的南山（硅山），我们不难发现，创业者、企业家和投资人的共同试错，百折不挠的试错，成就了新兴产业，乃至未来产业，现代产业体系就在这其中渐渐地形成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设想，用产业规划引领，以产业政策支持，能够发展出我们今天看到的现代产业体系。所以，各方共同努力打造创新创业生态圈，让各种与创新创业有关的要素在这里聚合、试错，就能够最有效地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政府的公共机构可以在这个生态圈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提供的公共服务将极大地提高创新创业的效率。经验还表明，政府或有关第三方机构的技术预见，也将为创新创业项目提供帮助。但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也无法取代创业者、企业家和投资人的试错。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就是他们无数次试错的结果。   

“双创”将重塑主流价值观

在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改革与转型的过程中，主流价值观经历了迷茫、缺失，再到重塑的过程。与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相适应，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正处于艰难的重塑期。   

主流价值观的形成，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个重要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这个社会的财富生产方式。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大致有过三种财富生产方式：自然经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生产方式。自然经济、计划经济都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市场经济是当下世界各国（除个别国家）的财富生产方式。当然，世界各国的市场经济因体制、制度和文化的差异，各具自身的一些特点，但其基本的运作机制是一致的，或趋向于一致的。   

市场经济通过哪个中间环节作用于主流价值观的形成呢？我们知道，市场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的一个基本的机制性特征，就是分散决策，每个决策主体要对自己决策的后果负责。这就意味着市场经济需要全体人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国民经济的动力和活力来自于创业、就业和消费的多样性。这里，创业和就业、就业和消费（收入）存在着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就长期而言，创业的规模和水平决定着就业的规模和水平；就业的规模和水平又决定着消费的规模和水平。可见，创业是市场经济的原生态。今天的创业又内在着各种意义和形式上的创新，特别是原创技术的创新，进而创新是市场经济的源动力。因此，市场经济通过“双创”这个重要的中间环节，影响主流价值观的形成。   

那么，“双创”又怎样具体地影响主流价值观的形成呢？李克强总理说：“我们推动‘双创’，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富起来，让更多的人实现人生价值。这有助于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也会让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孩子有更多的上升通道。”民富国强是主流价值观的物质基础。唯有将富强作为价值观的“首善”，才有可能在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层面共同形成主流价值观，也才有可能让主流价值观体现在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在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转型的背景下，更多的人富裕起来并实现人生价值，是通过“双创”，或通过“双创”创造的就业机会得以实现的。而且，“双创”将通过提高收入和职业的流动性，将公平与富强融为一体，共同成为主流价值观的基石。   

对于广大投身“双创”的人来说，创业创新的成功就是一个有待实现的“梦”。无论“美国梦”，还是“中国梦”，都意味着，政府和社会要为民众实现梦想创造更加自由、公平的环境，但你不能期待政府和社会提供超出“普惠”以上的条件和机会，个人和团队的自我奋斗是实现梦想的核心要素。具体到创业创新，就是不需要依凭关系、出身等前置性条件，而是要依靠自己和团队的努力奋斗，借助于“双创”生态系统的帮助，就可以实现自我的人生目标，乃至梦想。这里，自由的个人奋斗既是主流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也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基本途径。富强是主流价值观的物质基础；公平是主流价值观的基本诉求；自由是主流价值观的目标追求。主流价值观的这些基本方面都与“双创”的伟大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要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认识“双创”、推动“双创”，使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在这个可靠的基础之上。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来源：《文汇报》 2017.07.28 第14版 文汇学人；论衡   

原文：我为什么认为“双创”如此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