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河北日报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届三中全会都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改革发展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三中全会研究什么议题、作出什么决定、采取什么举措、释放什么信号，是人们判断中央施政方针和工作重点的重要依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要议题，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我党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大旗的重要宣示和重要体现。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中国今后的改革开放作出了全面部署，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全面深化改革须重点突破，协同推进

全面深化，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新一轮改革的一个鲜明特点。按照先易后难、摸石头过河的思路，过去的改革常常是在没有事先整体系统设计情况下先在某一方面寻求突破，然后再走一步、看一步，确定下一步改革任务。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改革首先在农村展开；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把改革的重点由农村引向城市，国企改革成为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之后，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十四大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系统化、具体化；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注入了强大动力；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

《决定》内容涵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等方面，广泛而具体，并且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协同改革不等于各个领域同步改革，全面深化改革也不是改革不分轻重，齐头并进。《决定》合理布局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和时间表、路线图，形成了改革理论和政策的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要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

党的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这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决定了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把握国情，科学发展，不断壮大我国国民经济实力，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以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改革是当代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经济体制改革是最直接促进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动力。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既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必然要求，也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有效保证。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需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来解决。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经济持续以接近百分之十的高速增长，使我国经济整体实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大为改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有目共睹。同时，也出现了资源紧张、生态破坏、环境恶化、收入差距拉大等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突出问题。面对诸多矛盾和困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发展是解决一切社会经济问题的关键。”不发展就会永远贫穷落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带有阶段性，经济发展跨越了一定阶段后发展中的问题才能逐步缓解。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促进经济发展进入更高级阶段的前提和保障，必须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制度保障，为解决其他领域发展中的矛盾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

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五位一体全面改革

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既包括经济体制又包括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既涉及生产力又涉及生产关系，既涉及经济基础又涉及上层建筑。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注重各项改革的相互支撑和良性互动。

各方面体制改革之间相互影响，但各自作用程度并不相同。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要适应并反作用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其矛盾的次要方面，这是经济体制改革得以“牵引”五位一体全面改革的客观基础。全面深化各方面体制改革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即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才能对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起到“牵引作用”，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经济活动是人类得以生存的最基础、最重要的活动，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数最多、影响巨大，其他活动归根到底都是由经济活动决定和直接间接为经济活动服务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经济体制对其他方面的体制也有一定的“基础性”作用。1978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传统的对农村和农民进行管理的“人民公社制”不得不改。同样，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是区域内经济体制的重大改革，降低了市场主体准入门槛，也逼迫对自贸区进行管理的各级各类行政职能部门必须实行全新的管理体制。总之，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必须转变政府原来太多支配或分配资源的行政管理职能，简政放权，进行相应的改革。

也正因为如此，《决定》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同时，由于各个不同领域的改革是个系统整体，所以，在经济体制改革到一定程度后，也迫切需要其他体制改革的配合和支持。没有其他领域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难以全面深化。

抢占改革先机，承接改革红利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要议题，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坚定决心和巨大勇气。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新一轮改革大潮正在兴起。35年来，河北的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河北人民生活的改善得益于改革开放，而河北发展的差距，实质上也是改革的差距。我们要迎头赶上、后来居上，必须在全面改革上抢得先机，必须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其他各方面的改革。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自己的独特性，省际竞争始终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经过35年的改革和发展，省际经济竞争的主要形式已经或者正在发生变化。具体说，正在经历着从最初的“政策竞争”（税收优惠、价格优惠等）向“项目竞争”（招商、引资、争取项目、设立园区等），进一步向“体制竞争”（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高度市场化运作，地方政府简政放权，转变职能，削减审批环节，降低准入门槛，培育市场主体，获得改革红利等）转变，体制竞争就是改革竞争。认清当前省际经济竞争的这一新形势，对于我省实现奋进崛起非常重要。

体制竞争的实质是改革竞争。作为全面深化改革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其核心问题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在资源配置中由过去的政府起决定性作用一步步转向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是谁的作用多一些或者少一些的问题，而是在理论上如何划界的问题。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是只看得见的手，主要是弥补市场失灵。我省抢占改革先机、承接改革红利的唯一途径就是大大提升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提升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建制度等各个方面适应经济市场化的能力和水平。这实际上就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牵引其他体制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过程。

当然，省级政府作为“中观经济”的调控者，也必须更好地履行职能，发挥稳定经济，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和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转变政府职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需要我们的干部、管理者切实改变思维，遵循市场规则，学会依法依规办事，学会在改变了原有传统管理方法后继续做好工作。

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改革进行到今天，过去那种相关各方都能受益因而体制改革没有阻力的“帕累托改进”过程已经不复存在。现在真正的体制改革，必然会受到原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的阻碍，而要克服这些障碍需要我们进一步坚定改革信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利的措施和办法坚定不移推进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