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还需要对“中国实践与中国话语”这一问题予以深切关注，是因为时代在变化，实践在发展，新情况在出现，新经验在积累，我们的认识也必须与时俱进，深化更新。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称得上“中国问题”。它应当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具有鲜明特色的、对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有重要影响、并且关乎中国的前途命运和未来发展的大问题。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行政学院、光明日报社与武汉大学共同主办、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承办的“中国实践与中国话语”理论研讨会在武汉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行政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编译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等单位的100余位专家与会，围绕“中国实践与中国话语”这一主题开展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增强中国话语在世界的影响力 　　

之所以今天还需要对“中国实践与中国话语”这一问题予以深切关注，是因为时代在变化，实践在发展，新情况在出现，新经验在积累，我们的认识也必须与时俱进，深化更新。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李春林认为，我国在国际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我们在世界的思想文化话语权还没有相应增大，如何使中国理念、中国经验凝聚成具有感召力的时代话语,已成为摆在广大思想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大时代课题。

构建中国话语就是要能够构建出准确地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实践，或者确切地说反映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实质内容的观念体系，能够准确地用我们的语言来概括它、表述它。南开大学阎孟伟教授认为，当前，我们在中国话语的建构中要追踪若干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话语体系，以及在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需要做出解释和论证的特殊性问题，并要处理好普遍性和特殊性、现实性和理想性的关系问题。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认为，学术话语体系与历史性的实践有关，并且具有实体性的内容。学术话语体系是整个地建立在“现实生活的语言”的基础之上的。

中国话语的现状如何？南开大学逄锦聚教授认为，当前关键是如何进一步建设和发展以使之更科学、更完善。要坚持正确方向，即坚持从中国实践出发，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和吸取世界人类文明成果，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梅荣政教授认为，我们创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开放”等新概念，但也存在着满足于对直接经验的简单确认、照抄照搬西方社会理论概念等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的秦宣教授认为，当前中国学术话语在国际上影响趋弱是不争的事实。其原因在于：西方话语长期主导着国际学术话语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以引进西方话语体系为主，缺乏独立自主的创新精神，导致中国话语与西方话语之间存在巨大的“话语逆差”，等等。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刘可风教授指出，就中国话语体系而言，我们既缺乏自信，更缺乏自省。当前许多中国学者特别是年轻学生在学术研究中将西方话语作为圭臬，食洋不化的现象堪忧。其最直接原因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情境与以往大不一样，深层原因是理论和实践脱节，理论与现实有反差，从而导致信仰迷失。因此，要立足中国实践建构中国话语，最根本的是讲真话和讲实话。

中共中央编译局季正聚教授分析了西方话语霸权问题，认为其背后是金融、军事、文化、科技的支撑，特别是他们设计话题和议题的能力，他们善于依靠学术的话语、严格的方式和浓厚的学理做支撑。 　　

如何构建中国话语体系 　　

建构立足中国实践的中国话语体系，是一项艰巨的工程，需要一代甚至是几代理论工作者长期不懈的努力，需要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协同创新。不少学者从不同的专业研究角度表达了对这一问题的想法。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陶德麟在会上提出，在“中国实践与中国话语”的研究中，首先要准确地提出问题，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吃透中国实际，才可能准确地提出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能老跟着西方学者走，要有分析批判的精神。其次，要自主地研究问题。最后，要大力改进文风。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研究员认为，当前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于当代中国伟大实践，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和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杨克勤认为，构建中国话语既要善于站在中国准确地看世界，又要善于影响世界公正地看中国。

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冯天瑜认为，中国话语体系的建立要中外互相涵化方能更加健全。参照梁启超先生的观点，中国话语系统可分先秦两汉之“中国之中国”、中印交汇以后“亚洲之中国”以及中西交汇后“世界之中国”三大段落。中国固有文化与佛学互动涵化形成了“援佛入儒”之宋明新儒学，以及华严宗、天台宗、禅宗等中国化佛教两大系统。就语汇系统而言，近现代所使用的语言大量是儒释道交融互动而形成的。始于明清之际的中西互动，我们现在还身处其中，在此过程中，既不能用西方哲学的系统来“格义”我们的哲学，也不能封闭自固、只图以中格洋，而应相互格义有机对话。

北京大学王东教授认为，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要实施综合创新方略。一是要把时代课题与中国话语相结合，要把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相结合；二是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挖掘和学理性开发才能与新自由主义争夺话语权；三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中活的东西、中国民族文化中好的东西、西方革命中精华的东西结合起来综合创新；四是要扎根民族传统文化；五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学术层面的深入挖掘；六是要重视文化的自由、个性和创造。

吉林大学韩喜平教授提出，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关键在于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反思西方话语体系和继承中国传统的话语体系的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庞元正教授提出，构建中国话语应该遵循八条原则：要从中国国情需要出发；要符合当今世界的时代精神；要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要吸取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解决特定问题绕不开的特定范畴；要经过实践检验和证明；要取得广泛共识。 　　

中国问题不是孤立的“中国的问题” 　　

中国道路和中国话语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北京大学丰子义教授认为，中国问题不是孤立的“中国的问题”，而是同全球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中国发展面临的问题。能否抓住“中国问题”的牛鼻子，对于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同时也影响到世界的发展。因而对于“中国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既要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又要有世界眼光。”

中国人民大学张雷声教授认为，中国道路的方位探索要定位于我国国情与当今世情的统一上，在这二者结合的基础上，创建和推进中国道路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陈曙光教授认为，“中国道路”的话语悖论，体现在中国的发展优势并没有转化为话语优势；“中国道路”的话语贫困，体现在中国模式的国际话语权一直掌握在西方手中，国内学者大致呈现“不卷入”和“积极建构”的两种策略，等等。 　　

创造独特的现代中国话语 　　

中国实践是中国话语创新的源泉，中国话语是中国实践的深刻反映。如今，用中国梦来描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表达了全中国人民共同的理想和追求，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

南开大学王南湜教授从话语方式的角度，对“中国梦”的一般本质、现代特征和民族性特征进行了阐释，认为如果我们把握住了中国梦之作为中华民族目的王国的中国式现代重构方式，同时也就创造出了一套独特的现代中国话语。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认为，作为当代西方哲学中核心观念的实践哲学思想与中国哲学的根本倾向十分接近，这就为确立实践哲学的中国话语体系提供了条件。

中山大学郑永廷教授强调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与主导权，话语权之争归根到底是社会发展方向之争和根本利益之争。我们要切实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要吸取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教训，要加强对高校讲台等重点意识形态领域、部门的监管，对散布、扩大错误思想的言行要追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