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观察者网

【观察者网按】即便在“中国崩溃论”最喧嚣的时候，林毅夫教授也保持着对中国经济的乐观态度。乐观基于对自身研究工作的信心，以《中国的奇迹》为代表，这个研究工作的大部分结论都被近二十年的中国发展所验证。也正因为对中国经济的持续乐观，无论学界还是普通公众，关于林毅夫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过，他也时常被贴上“政府派”这样的标签。但宏观事实的发展，令各种贴标签式争论失去了意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严肃理性讨论和思考的重要性。

10月初，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为林毅夫、蔡昉、李周三人《中国的奇迹》发表二十周年暨新版出版召开座谈会（这次会议或许会以“滴水湖会议”的名字载入史册），华生、史正富、张军、张曙光、韦森等10多位学者，在高度肯定林毅夫等三人《中国的奇迹》的成就之后，针对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以及近些年来他的很多代表性言论，诸如中国经济还有20年8%增长潜力，提出了中肯甚至严厉的批评意见，场面颇为壮观。这10多位学者的提问和意见，基本能代表绝大多数经济圈学人对林毅夫著述的看法。

《中国的奇迹》关于中国经济走势的预测以及解释框架，二十年来不断被中国的发展验证

周八骏：新结构经济学应对全球巨变做出回应

首先是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评价。以一个学派的要件来判断，新结构经济学可以说是经济学的一个新流派。经济学是从西方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经济理论也被西方认同是经济学发展的一个硕果。毅夫的新结构主义，是从亚当•斯密的基本方法出发，阐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所体现的经济规律。从他所使用的学术概念和分析方法看，有很深的西方经济学根底。

然而，他所研究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于是，就产生一个重要问题：是不是可能或可以将西方经济理论中具“种子”性质的元素，移植中国经济的土地，种一棵能够同西方经济学大树媲美、具中国和东方色彩的新的经济学大树？

果如此，新结构经济学就不仅属于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而且是中国人所创造的现代经济成果的一个理论概括，属于中华文明崛起的一种表现。

第二，新结构经济学作为中国改革以来经济发展的理论概括，固然是在开放条件下，却侧重于中国自己的因素。譬如，讲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是从一国出发。如果过去这样的分析框架大体成立，那麽，面对正在急剧转变的全球金融经济政治格局，展望未来，是否应当重视国际因素？

今年8月，奥巴马公开批评中国搭“便车”。这样的观点，前两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希拉里也说过。相比较，过去30多年，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化不同程度的受害者。改革开放战略是与全球经济政治条件相配合，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正成果。我们不能同意奥巴马等人批评中国从全球条件中获益而未提对全球经济所做贡献。然而，新结构经济学对于全球巨变缺乏反应，需要顺应全球金融经济政治结构全面重整而予以弥补。

众所周知，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发展回合谈判陷入了绝境。2013年12月，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最后一刻达成一个局部的贸易投资便利化协议，但是，今年7月31日，因为印度等几个主要国家反对，没有完成国内相应立法，又一次夭折。

全球经济秩序发生如此急剧深剧变迁，不能不启发我们思考：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是继续着眼于国家与国家的对比，还是应当引入外部条件约束？外部条件约束，扭曲以国家间比较而成立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这是经济规律性表现，抑或是非经济规律性表现？中国经济学家的发展经济学，应该解答这一重大课题。

张曙光：中国爆发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现在我只想谈一个问题，按照他们的理论，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做了一个预测，就是中国从2008年到未来的20年，还有8%的增长。但这里边有几个问题恐怕需要进一步思考。

刚才周八骏也讲了，一个是整个世界形势的问题。这30年来，国际上的形势相当好，给中国提供了这么一个开放的、和平的环境。未来的20年里面，世界的形势会怎么样？前20年中国和美国利益相对一致的方面多一些，到现在中国强大了、发展了腰杆子硬了，美国也感受到中国的威胁，摩擦可能会增多。目前的现实也说明了这方面的问题。

另外，作者依据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与当时最发达国家的差距，与我们目前与最发达国家差距的水平相当，然后推算未来20年中国的增长潜力。我觉得这个问题也需要考虑，这几个国家和中国的情况可能有很大的差异，这个差异会不会影响结论？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台湾经济学的主流是自由主义经济学，进而主导了台湾的经济政策方向。我最近读了蒋硕杰、邢慕寰等人的著作。他们反对凯恩斯主义的低利率和低估本币的政策，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利率应该按照市场利率，政府不应该管制汇率。台湾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政策就开始朝这个方向走。

可以看看，中国经济经历了30年，在这两个基本要素价格问题上，到今天仍然处于扭曲的状况。虽然台湾的政策实践中也有一些反复，但问题没有我们现在这么严重。这样一比较，我倒觉得，你们的预测可能需要留有一些余地。

还有一个问题恐怕还值得研究。未来可能会发生危机，当然他们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日本就遇到了两次石油危机，但日本的应对能力非我们能比。在最近的30年中，虽然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但是中国都处在危机的边缘或者说危机发生在我们的门外，对我们来说影响不是那么直接。未来我们可能发生危机。要知道，危机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东西，未来的不确定，你现在的政策能不能应对？

最后还应该考虑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中国的状况。毅夫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但是整个社会上的信心是怎么样的呢？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问题，因为产权的保护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很多官员都把财产转移到国外，把老婆孩子送到国外，民营企业家也因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要不官商勾结，向政府寻租，要不捞一把就走，一般老百姓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到底有多大？

恐怕我们要从实际出发讨论这些问题。从实际出发，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未来20年增长8%的目标恐怕难以实现。

补充一点：在讨论《新结构经济学》时，毅夫说他讲的是增长潜力。我曾经指出，既然如此，就应当根据决定经济增长潜力的因素进行分析，但作者始终没有做出这方面的分析。 

胡汝银：中国并不严格按照比较优势发展

毅夫等三位作者一直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锲而不舍，这个理论本身没有太大的问题，问题在于它对中国经济实际增长过程的解释力，我觉得还是比较有限的。

按照这个理论本身，中国的经济发展实际上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对中国传统的重工业主导的中国赶超经济战略的修正。中国其实就是采取东亚国家的政府主导和出口导向的做法，当然有比较优势的原因存在。但在中国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存在，就是我们的出口导向，都有出口退税，以及外资大量引进，并且政府为此提供了大量直接的、间接的财政补贴。没有这个财政补贴，中国不可能成为跨国公司投资的重镇，比如说税收“三免两减半”以及土地优惠。

如果经济转型了取消补贴了，中国经济下一步会不会有高速增长？在毅夫你们三个人的模型里面，应该可推导出下一步的改革方案，但我觉得里面有一些比较重要的缺失。

第二个是对“华盛顿共识”的背离。我同意毅夫三个人的观点，在一个新兴的国家里，在制度性的基础设施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在市场结构、产业组织没有形成竞争性结构的情况下，一下子把市场放开，最终不可能形成完善的竞争机制。这个竞争机制是要培育的。除了企业经营自由化、市场比较放开、投资比较放开外，地方政府对中国经济增长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的发展，并不严格按照比较优势实现。在中国，所有的行业过去几乎都是发展很快的，除了有比较优势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外，其他行业也发展很快。为什么发展很快？是因为地方要提高GDP，导致各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竞相提供优惠政策。但也导致了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

所以中国面临的很多问题，是政策性的问题还是制度性的问题？下一步的改革应该怎么改？经济组织体系和制度环境、激励机制应当如何设计？我觉得这里面需要有更多的探讨和反省。

张幼文：要素集聚才是中国发展模式最主要特点

在林教授等三位学者的书中我发现，对中国奇迹这个模式的提法是发挥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这个提法，在理论上可能不确切，在实践上不反映中国现实。

首先发挥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这个提法，同时运用了两个最经典的贸易理论概念，这两个经典理论的主题和方法都不同。比较优势理论，核心是强调自由贸易比保护贸易好，贸易是有利的；要素禀赋理论的核心是一个国家的贸易结构，用要素的密集性分析。

为什么是劳动密集型出口而不是资本密集型出口？是因为这两个理论的研究方法不一致。比较优势理论分析，不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不一致决定了比较优势必然存在，落后国家也有比较优势。但是要素禀赋论并不假定各产业间生产力不一致，它假定各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不一致，由此产生了某种要素更具有经济的副业性，所以会有生产、出口此类产品和产业。

如果现在提发挥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就产生这样的一些疑问：廉价劳动力本身不是一个产业的名称，是一种要素。如果我们说发挥廉价劳动力产业的比较优势，也许从逻辑、概念上是确切的，因为它比较优势讲的是产业。或者我们讲发挥廉价劳动力的绝对优势和发挥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也是正确的。任何一个国家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劳动力要有绝对优势而不是相对优势。

林教授在书中分析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模式开始，对亚洲“四小龙”也提出了比较优势战略。比较优势，在这个提法当中可能被泛化了。比较优势是一个普遍规律，讲比较优势战略，实际上是强调注重贸易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拉动经济发展，反过来就是不主张保护贸易、进口替代。比较优势是自由贸易战略，不在于用哪种要素密集型产业。

另外，如果我们只说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忽略中国发展模式的最主要特点。我们看到中国发展模式最重要的特点，不是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发挥，而是要素集聚。就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高级生产要素，技术、品牌、管理、国际市场网络、高级人才等，这些高级生产要素流入中国，使用了中国的闲置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使两类要素合在一起形成出口能力，销售到世界。所以要素流入，是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特征，也是开放性增长的最主要原因。 与此同时，如果我们要探讨中国模式发展的重要原因，其中还有一条，就是政府在这个当中的作用。如果我们可以界定中国开放模式是一种要素集聚型的发展战略，同时也启发了我们下一阶段的发展道路。过去我们的发展靠要素流入，未来就需要要素培育和获得。所谓要素培育就是利用现在的资金和发展条件，培育我们的高级要素。 “创新驱动”，就是这个概念，以此培养我们的人才和技术。所谓要素获得就是通过并购，迅速获得国际大企业的技术、品牌和全球经营生产网络，这是下一阶段发展的路径和方向。

史正富：“有为政府”决策失误怎么办？

我认为刚才几位有点误解，这本著作并不是简单地指出哪个要素比较重要，而是说，某一要素之所以能成为筛选产业的依据，是因为当时当下这一要素禀赋能够作为基础，使这个国家产业向上迈进。以今天的要素禀赋作为起点，向下一个产业结构所需要的要素禀赋转移，这个过程相比一次性跳跃式的转移，相比以模仿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赶超战略要更为可行。

这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认为这个是关键点。如果我们对这一关键点有共识，那么《中国的奇迹》对整个中国体系的理论架构就会有相当大的解释能力。

另外，我对两点有所保留。一是用动态比较优势和结构升级的理论解释中国的发展，虽然有很强大的解析能力，但还不足以解释中国发展中的众多现象，如就像胡汝银和张幼文所提到的外资，外资背后是中国的体制，是GDP锦标赛。如何进行扩充，将其纳入新结构经济学也是需要解决的。

二是毅夫所说的“产业甄别”，如果政府甄别错了怎么办？谁能保证政府就能选对优势部门？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做一点补充。前面胡汝银提到财政补贴，张幼文讲要素集聚的作用，认为FDI到中国来很大的原因是，中国是投资成本的洼地。但中国怎么就变成投资成本的洼地了呢？所以，他们谈到了由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招商引资体系。

但问题又来了，财政补贴弄不好是会扭曲市场的。我要说的是，在中国当今的投资体系中，财政补贴实际上是由竞争性的地方政府提供的，但这实质上不是补贴，而是对未来收益分享权的投资。

为什么这么说？过去30年，虽然补贴了大量的开发区和招商引资企业，但同时地方政府拥有的自有资产是也呈现出爆涨性、革命性的增长。分税制实行之初，地方政府一穷二白，总体来看，全国的地方政府普遍处于破产状态。虽然现在天天说地方政府的负债率多么多么高，但与当时相比，其资产负债率要低得多。将财政补贴变成了对未来收益权的投资，这是中国经济为什么成功的原因。

回过来看我前面提出的问题，即政府能否甄别优势产业。既然地方政府将补贴当作投资性的行为，那么，实际上他们的产业选择也会跟本地的地方情况或者说资源禀赋、本地的比较优势挂钩，而不单单看国家层面的比较优势。我们看到过去一、二十年，地方政府制定的“五年规划”不断变化。从早期照搬中央文件，到现在越来越个性化，越来越基于本地优势。

用演化主义的观点来说，在地方政府竞争创造的演化体系中，大家在“干中学，学中干”，不断提升决策水平。有些人把地方政府看成静态的，但实际上，要从动态看，它们和企业家、市场体系有很多共同点。市场体系中的决策失败也比比皆是，失败的被淘汰，留下来的就是有竞争力的，大家都在学习别人的经验，但永远都有被淘汰出局的。当然还要结合宏观形势和外部形势，如果能进一步将地方政府的动态行为分析纳入新结构经济学，对中国道路的解释能力会更强。

张军：未加入90年代后的宏观改革是个遗憾

这本书虽是1994年出版的，但从它的章节来看，更多的内容还是讲80年代中国的改革。而80年代中国经济的改革有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微观改革优先，基本上不怎么涉及到宏观经济层面的改革。

《中国的奇迹》给出的分析框架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框架，它强调一个经济体制由三部分构成：一是发展战略；一是宏观的环境；最后是微观的机制。但是这本书的分析重心在说明中国改革后的发展战略和微观机制是如何推进改革。

因为没有涉及90年代以后中国在宏观结构改革上面所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些改革举措，就显得是缺失了重要一环。问题是，这个书在1999年的修订版里依然没有把这么重要的宏观层面的改革纳入分析框架，现在的新一版里面也没有。这样的话，这个缺失今天就变成一个遗憾了。

依我看，中国经济的宏观改革其实是在1993年以后开始的。1993年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我认为是开启了整个治理宏观结构和经济波动的重要制度改革，再加上当那个前后推进的银行与金融体制的改革，特别是不允许地方财政从银行透支，以及之后几年对整个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等，可以说是中国经济改革当中解决经济大起大落或宏观不稳定的重要改革。

如果把宏观经济的管理纳入《中国的奇迹》的分析中，就可以回答今天经济学家关于中国奇迹是否能延续，以及还能延续多久的很多问题。

回顾35年来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全貌，我倒觉得增长战略的选择固然重要，但战略选择的转变可能更重要，因为事实证明，如果一个经济不能够根据变化的宏观条件和环境做出增长战略的调整与转变，要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是非常艰难的。

所以，我想“中国的奇迹”应该不仅仅是因为增长战略发生了一次转变，更重要是，35年来在每一个遭遇冲击和挑战的十字路口，它的战略都要做出相应的和适时的调整与改变。所以我觉得战略的调整比战略的选择对于长期的增长与发展更重要。

 华生：要多讲如何从增长潜力变成现实

如果对《中国的奇迹》做一个历史的总结，它已经被证明了其结论的正确性。因为它已经正确地预见了中国经济在那时之后20年的增长，这个已经成了历史。但里面的解释确实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

真正有意思的是，实际上大家现在提出的各种批评、质疑或者猜疑，最主要的不是在于过去，而是在于今后。据我所知，毅夫讲的今后还有20年的高增长，很多人是有保留意见的。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过去我们成功了，因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引进了市场，因为我们学了西方；今天还存在问题，是因为我们没有全学，学得不够彻底。所以他们的逻辑跟毅夫、蔡昉的逻辑是相反的。你们的逻辑是说，我们过去是引进了一部分，学习了一部分，还搞了另外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成功了。真正的分歧在这里。

所以我也有一个建议。我理解毅夫讲的是说今后的高速增长的潜力，所以以后可能你要把这个潜力强调出来，因为确实从潜在到现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距离。

这个问题要分两个层次来讨论。第一个层次就是有没有高增长可能性，有没有这个潜力。第二个问题当然是我们大家包括社会各界最关心的，也是最核心的，怎么把这个潜力，即便只有百分之几或者是百分之几十的可能性，变成现实。

怎样从潜在变为现实？说实话毅夫最新一版《中国的奇迹》长序没有完全说服我。因为过去是这么一条路，今后继续走这条路就可以了？这个我跟很多反对者一样，我跟他们的观点有相同之处，光说这个恐怕不够。所以我倒建议你们三个作者是不是能够在今天再合作一本，来回答经济继续增长怎么从潜在变为现实，要变成现实还要解决哪些问题。

比如与我们今天发展程度相同的国家历史上不少，但光拿成功者来证明我们也可以有高增长，理由就不够充分，因为失败的案例更多。

再如毅夫讲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我们处在这个时代最大的转型是，从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结构转变。但是说实话（这本书）我从头到尾也没看到毅夫提到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如果脱离了这个最大的结构转变，来谈这个时代还是有问题的，这里要回答的事还不少。这也是他们三个作者在今天面临的新挑战。

韦森：不应忽视市场和政府的作用

针对《中国的奇迹》，我写了一万多字的书评，在书评的最后一部分，我就中国经济过去35年高速增长的原因，谈了自己的五点看法。在这里我只讲其中的两点： 第一，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首先要归因为1978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即有市场经济，才有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纵轴为经济总量，单位亿元。1952年为679亿元，1978年为3600亿元。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年鉴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年鉴

中国经济30多年高速增长的过程，也是中国市场化改革过程。如果勾勒一个经济总量和年增长率的轨迹图，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过去30多年中，三次大的改革开放，即1978年的土地承包、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的城市国有企业改革和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以及2001年中国的入世（加入WTO），直接带动了中国经济的三次高速增长。 沿着这个理念，我稍微再展开一点讲。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经济学要面临一个转变，要把经济是生产出来的，GDP 总量是生产出来的，转向“经济是交易出来的”。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说，有市场交换和贸易，才有斯密型动态增长，也才有熊彼特式增长；有快速经济增长，才有快速的资本积累，才有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可以说有三种增长方式：只有市场经济才是一个经济可以高速增长的体制，这已经是人类历史所证明了的。

第二，在我们强调市场化改革对过去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奇迹的作用的同时，也决不能否定和忽视中国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

多年来，中国政府过多地参与和干预市场经济多有诸多地批评意见，包括我这些年也对此有很多的评论。但是冷静一点想一下就会知道，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如此高速增长，确实与中国各级政府对市场经济和经济发展的强力推动是分不开。纵观人类社会历史，还看不到有任何国家和朝代有任何政府，像当今中国各级各地政府这样全心全意地投入经济发展的。

黄凯南：建议凸出制度的重要性

学者一直有后发优势跟后发劣势的问题（林毅夫与杨小凯的争论，前者强调中国的后发优势，后者强调中国的后发劣势），这个争论本质上应该是说到底先发展经济，制度随着发展逐步完善，还是说先完善制度再去发展经济。

制度是一个非常大的体系，从层级看来，我们说合同是可以设计的，这是没问题的，企业的治理结构也是可以设计的，从产权制度、法律和宪政制度再到社会文化制度，建构的力量会逐渐减弱。所以有一些层面的制度它是演进的，很难外生去建构一个完美的制度，在这意义上，制度是内生的。

从定义上来看，制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整个技术的进步空间是相对客观的，我们的技术模仿是容易的，制度的模仿是很难的。所以我完全赞同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通过技术模仿来实现后发优势。对于发展中国家，我们可以清晰地描述一个技术进步空间和路径，却很难清晰地描述一个所谓的制度进步空间和路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个理性、可行和有效的发展战略是从技术模仿开始，而类似的宪政制度则是内生于这个过程中。

只要存在充分的竞争，效率原则会起作用，技术和制度会处于协同演化过程中。不存在所谓具有普适性的最优制度，任何制度都是内生于禀赋结构变迁和技术变迁中。

我认为在逻辑上来讲，林老师的理论当中存在这么一个预设，该理论的预设是存在一个较为清晰的产业升级图景，所以政府有能力去甄别产业升级路径，它在认知上是没有障碍的，政府是一个新古典的理性政府。这是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理论，而非发达国家的发展理论。后者产业升级的路径充满不确定性。

再提一个建议，因为在林老师的框架当中把制度也当做要素结构，建议把制度的重要性再凸现出来。资本、劳动跟制度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把制度的重要性凸现出来，在它的理论框架当中进一步加强技术进步跟制度变迁之间的关联，这样，在新结构经济学当中，我们能看到一个更充满动态演进的结构变迁。

潘英丽：我的几点具体补充和质疑

我想对这本书的研究做几点补充：

这个书讨论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讲前30年为什么不成功，后30年为什么成功。我想说的是前30年的不成功为后30年的成功奠定了基础。20世纪50年代我国政府鼓励生育，准确地讲是禁止节育，70年代后期则推行独生子女政策，为我们奠定了一个倒金字塔的人口结构，包括廉价劳动力的供给和高储蓄全是特定人口结构的结果。

所以我们假定人口的增长速度各个国家没有太大区别，从而忽略中国特殊的人口结构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那就会对我们未来的增长潜力作出不准确的判断。（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人口结构奠定的未来增长潜力到底是高还是低，这个问题已经不需要太多展开。

第二， 涉及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林毅夫教授在出版20年的序中指出本书的研究从增长的本质与决定因素出发，而不是从亚当•斯密分工的切入点来研究，那么研究还是受限于索罗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

我认为市场的规模对经济增长是有很大作用的。我同意韦森老师刚才讲的交易，其实他这个概念也涉及了分工与市场规模的关系，杨小凯新兴古典经济学里面讲的的规模效益、交易费用和分工的效率还是很有意义的。实际上市场规模显然是对增长有直接的决定作用，这就是规模效益，不是简单的三要素。 讨论到规模效益，就牵扯到小国和大国之间的发展战略。小国显然必须参与国际分工，走出口导向型经济。就大国而言，我的看法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应该是一个阶段性发展战略，仅仅适用于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就是说贫困的恶性循环要通过引进外资，那么增长发生的前期，有可能国内的市场还起不来，这时候还得借助国际市场来做大人均收入。包括后来的储蓄和消费，都要靠这个拉动的。所以对于大国来讲，出口导向型战略包括禀赋优势可能是阶段性的，这是从内部的规模效应角度来探讨。

第三，我再谈一点产业政策。刚才黄凯南谈了理性政府是产业政策有效的前提。所以在一个产业结构相对简单的发展阶段，政府的产业政策是有效的。进入到一个产业非常复杂的阶段以后，政府的产业政策效果就可能会下降，甚至会出现误判。

其实中国还有一个问题。发改委的产业政策假定它是对的，但是我们所有的地方政府和民间投资都围着发改委的政策去转，而且地方政府追求GDP，给各种优惠政策招商引资，结果就是个体理性，集体非理性。这就是多晶銈、太阳能之类的行业前一阵严重产能过剩，新兴产业严重产能过剩的问题。

另外关于资本积累，这里讲到资源禀赋的升级带来产业结构的升级，强调资源禀赋升级主要是讲的加快资本积累。资本积累这里面没有明确到底是人力资本还是固定资产。

结合我们谈到市场规模的增长意义，我们觉得在发展战略制定层面有一个问题需要考虑，到底是资源禀赋的决定还是市场需求的牵引。从市场需求的牵引来看，未来中国的新兴产业或主导型产业，其实大部分是轻资产的，是人力资本密集型，而不一定是物质资本密集型的。所以这方面的考虑，就算是资本密集型也还要细化，发展战略的制定还是应该以市场为导向，结合考虑资源禀赋的优势。

胡必亮：当时我就贴了小纸条说此书市场谈的太少

这本书有三个非常明显的优点，一个我认为有点不足的地方。

首先，这本书比较准确地描述了或者说是解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个基本分析是正确的；又比较系统地立足于中国国情，建立起了基于中国改革与发展实践的转型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分析框架。此外，这本书在基本分析方面采取了比较规范的方法，这一点在80年代、90年代是难能可贵的。

这本书出版不久，我就读了。我当然的感觉是有一个不足之处，那就是我当时感觉是这本书对于市场的讨论太少了。我今天将这本书的第一本版本也就是1994年出的版本带来了，我当时读完这本书后，用粘贴纸写了两个小纸条。

第一个条子写的是，（前三十年没有成功）“根本问题在于违背了市场规律，而不是赶超战略本身出了问题，是手段出了问题，并不是目标出了问题”。我当时认为，赶超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你赶超的手段出了问题。因此，我当时认为，抓发展战略的转型不一定就是抓到点子上去了，应该抓住市场进行深入分析。

我的第二个纸条上写的是“如果不按市场规律去搞比较优势的话，一样会失败”。我当时的基本判断是，比较优势确实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你的手段不对，你还是按计划的方式去搞比较优势，也是搞不成的。

还有，在作者说到“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是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实现经济发展战略转变”时，我在旁边的批注是“这才是对的”。

我当时感到这本书讨论市场太少了。因此，我在相当大程度上同意韦森的看法，没有市场取向的改革，一切都不存在；改革是最重要的，而改革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利用了市场。

黄益平：奇迹如何继续需要做更多研究

林毅夫、蔡昉和李周三位作者应该算是我师长辈的经济学家，二十几年来对我的研究也有很多指导与帮助。看这个书让我体会到在经济发展和改革中适当的政府作用的重要性。

这个话说起来比较简单，但我的感受特别深刻，也跟我自己学习、工作的经历有关。我在国内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后来到了国外系统学习现代经济学，学完之后就我的立场比较偏向新古典，市场第一。但后来观察经济发展的过程，我们看到其实市场也不是万能的，而经济改革也不能一放了之，当然我还是同意市场化改革是主流。从全球趋势来看，很多其他国家现在也都有类似的反思。

比如说欧美国家在全球危机以后，就对政府在经济当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有许多新的思考。比如这段时间吵得热闹的香港“占中”，我觉得政治问题背后其实主要是经济因素推动，经济问题的背后是收入分配问题，而收入分配的背后就涉及到如何评价小政府和大市场这样一个发展模式，它的优势是什么、缺点又是什么？这和最近大家都在读的《21世纪资本论》所讨论的问题也有关系。市场可以帮助配置资源、发展经济，但是也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政府发挥作用。

所以我从《中国的奇迹》学到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存在政府失败，但同时也存在市场失败，这两个都不能忽视。设计改革政策不能一面倒。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面的话说，就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我觉得这个概括很好。

第二，我还想向作者们提一个问题。这个书提出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是发展战略的转换，就是从过去的赶超战略转向比较优势导向发展战略。其实在我看来这说的就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什么叫比较优势导向？就是市场决定什么最合适，我们就发展、生产什么样的产业、企业和产品。

不过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在讨论比较优势决定的时候，它有一个前提就是所有的价格都是由市场决定的，或者说市场信号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要素禀赋的相对状况。但我们知道中国在改革期间存在非常明显的要素市场的价格扭曲，在产品市场基本上都放开的前提下，推行比较优势导向的发展战略从理论上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在实践中又会形成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比方说，它对增长是什么影响？对经济结构是什么影响？而对消费又是什么影响？

第三，接下去需要研究的课题。刚才蔡昉老师已经说了，现在大家对中国奇迹的接受度已经越来越高，但是对于这个奇迹能不能持续保持的怀疑态度也越来越普遍。我觉得这个可能也需要从过去改革的策略及其特性来理解并求解。

中国的改革政策有很多不同的概括，我自己的看法是三十多年间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两个双轨制，第一个是国有和民营企业双轨制，第二是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双轨制。无论如何，这个两个双轨制叠加的改革策略应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发展过程也很平稳。但现在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下一步还能不能继续平稳下去，因为我们这个过程还没有走完。

一开始张曙光老师说以后危机是很难完全避免的。能不能避免，如果不能避免是怎样的情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还会涉及到多年前关于休克疗法与渐进改革的比较研究。渐进改革的好处是长期稳定的增长，但是如果最后一个坎儿迈不过去，到底是渐进改革好，还是休克疗法好，还真的很难说。

所以说我们现在可能需要做更多的研究来分析下一步的经济改革：一是怎么样把市场化的进程走完，二是如何继续保持相对平稳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