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日报

原华中科大校长李培根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个性演讲曾开创大学校长新语境

“最近‘任性’这个词很流行，我也在检讨，我做校长的时候是不是有点任性。”14日，原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应邀来穗参加华中科大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广东校友会年会。卸任校长半年多的“根叔”演讲一改“文艺范儿”，幽默而犀利的言辞再度成为焦点。

提起“根叔”，不少人对他那“根叔式演讲”记忆尤深，他那别具一格的演讲，开创了大学校长的新语境。

可让人意外的是，在今年4月的离别演讲中，这位备受学生欢迎的老校长却一连说了19个遗憾与师生告别。随即，对于他个人乃至对高等教育的反思浪潮席卷而来：国内高等教育改革难点在哪?大学在“去行政化”的路上能走多远?中国教育有哪些误区?……

离任校长后的“根叔”许久沉默后日前首度开口，畅谈他心中的“教育梦”。“我最希望对当代大学生说的一句话是，希望你们能更好地成为自己。”

谈校长定位：“校长心里装得最多的应该是学生”

南方日报：2010年，您在学校毕业典礼上的演讲《记忆中》感人至深，引起全场7700名学子一同起立集体喊：“根叔!根叔!”，自此“根叔”这个称呼为人熟知，您怎么看待这一称呼?

李培根：其实“根叔”这个称呼应该是在那之前，具体记不清是哪一年，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学生们在学校BBS上开始这样称呼我。我接受也挺喜欢这个称呼，在我看来是一个亲切的称谓，拉近了我和学生之间的距离。

南方日报：有人说您的演讲开创了大学校长的一种新的语境，高校校长的演讲随后纷纷跳出条条框框，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您怎么看?

李培根：我一直强调媒体不应过多解读校长的演讲。以往校长在正规场合演讲一般会有套路，只是我这人演讲比较随性。我认为，大学校长各有各的风格，对学生演讲不应有固定范式。但无论何种风格和方式，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用心与学生交流。

南方日报：在任九年，您对“大学校长”一职如何定位?

李培根：我认为，大学校长作为行政管理者，心里装得最多的应该是学生。大学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因此做校长最重要的是以学生为中心，经常想着如何让学生自由发展。

现在的教育基本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老师教什么学生们学什么，在教学中，学生主动的环节太少。哪怕最起码的也很容易做的师生互动，在很多课堂中也欠缺。好一点的情况是老师讲完后让大家提问题，而在国外的大学，师生互动是贯穿全堂，学生们可以随时提问。

我认为，作为校长、教育者，首先要懂得学生。因此华中科大在校内创造了很多校长与学生面对面的机会：如大型见面聊天会、小型座谈会，甚至对于某些濒临退学、沉迷网络等非常态学生，我也主动找他们聊过。

谈离任遗憾：“一些共性的问题希望引起社会共同反思”

南方日报：可校长面对学生的诉求，往往会遇到很多棘手问题。

李培根：确实有。我在任时印象最深刻的是前几年的“学位门”事件，我在离职演讲中也提到了这个遗憾，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确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当时很多学生反映他们跟学校文华学院学生毕业证不一样，但学位证上没有区别，学生们认为不公平。当时我还疑惑，以为别的学校也如此，后来才发现原来是自己没完全搞清楚，学校后来纠正了此事。但在这件事上我是有责任的，责任在于没有及时纠正，因此感觉有点愧疚。

南方日报：提到今年4月的离任演讲，您通篇说了19次“遗憾”，为何要在离任时表达歉意?

李培根：(笑)我想我是个真性情的人，可能也有点小“任性”。我在任九年，学校肯定会发展，也有很多成绩，但我觉得讲这些没意思。我离任时想得最多的是遗憾事，这些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有些工作还没有做好。当然，我所遗憾的事中有些是大环境下的问题。我希望也提出来引发人们思考，很多问题不光是华中科大，还需要政府、乃至全社会去努力改善。

南方日报：这些年您最遗憾的事又是哪一件?

李培根：(沉思片刻)在这个场合，我会说最遗憾的是陪外孙女的时间太少。(大笑)

谈高教改革：“未来高教改革需要触碰教育的大问题”

南方日报：教育改革如今进入深水区，您怎么看待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现状?

李培根：我认为高等教育要改革，现在到了应从国家层面改革教育理念的时候。多年来，我们育人的宗旨是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我认为这一教育宗旨有不足的地方，还停留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从“工具”的意义上培养人，而没有从“人”的意义上理解教育。大学教育应强调个人的自由发展。我曾倡议，应将学生自由发展放在国家教育方针的首位。另一方面，我认为大学应该有更大的办学自主权。目前社会上有一种误区，把坚持党的领导与大学自治对立起来，我认为这是不应该的。但要改变这种观念，还需要时间。

南方日报：其实国内不少大学在争取办学自主权上已有不少探索，如广东的南科大，在大学“去行政化”上大胆探索，您如何评价?

李培根：对于南科大的具体探索，我不太了解。朱清时校长在任期间多次强调大学去行政化，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目前难度较大。我认为，国内大学目前的行政化，主要并非大学内部的行政化，而是“被行政化”。如大学领导班子遴选，学校起的作用太少。在我看来，这几年大学行政化的程度不但没有降低，甚至有加剧的趋势，这是不符合教育规律的。我也十分期待，党和政府在这方面作一些改革。

南方日报：那您认为，在当前的环境下，大学应该怎么做?

李培根：(叹气)坦率讲，现在高校改革能动的早已经动了，有关教育改革的提法这一二十年没有停止过，但效果依然有限。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谈到避免失去灵魂的改革。文中提到类似课程体系的修改、课程内容的增减、学时的调整等等，其实这些细枝末节的改变虽然有意义，但效果很有限。教育根本的大问题没有触碰，而大问题恰恰是教师、校长难以做到的事。

尽管如此，大学也应该在有限的框架内尽可能做点有利于学生自由发展的事情。据我所知，现在有些高校正在进行综合改革，虽然也是对以前改革的深化，但依然没能触碰教育的大问题。

当然，总体来讲，这些年国内高校在科研等多个方面的成绩还是很显著的，也让更多年轻人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若要破解钱学森之问，让高等教育走到更高层次，一些大问题还是要触碰。

谈教育误区：“能否读上名校并没有那么重要”

南方日报：作为名校的老校长，您又是如何看待社会上的这种“状元热”“名校热”?

李培根：我认为这还是应试教育造成的问题，让中学生疲于应付高考。当然除了学校的问题，老百姓在教育观念上也有问题，例如老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媒体还加入了“大合唱”，使得从小学到大学的择校都达到疯狂状态。

其实我认为，是否能读上好学校真的没那么重要。大家不妨想想，马云、许家印也不是名校出身，社会上从商、从政、甚至是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的人，有不少都没有读名校。我一直强调，小孩的“玩耍教育”十分重要，孩子缺乏同伴玩耍对成长是十分不利的，玩耍也能提高智力和情商。

谈道德教育“大学要加强人道主义教育”

南方日报：前段时间复旦高材生投毒案震惊社会，有人认为当代大学生道德下滑，您怎么看?

李培根：那当然是很个例的事情，很极端的情况，不要以此推断大学生的道德状况。但是，当代青少年的道德教育确实存在问题，学校里的道德教育中偏向意识形态，人格教育却少了。思政课中有一些公共道德、人格方面的内容，但在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下，实际效果也就很有限了。我认为，不能让意识形态教育遮蔽了人格教育。

咱们国家需要加强人道主义教育，对很多东西我们都缺失人意义上的理解，如对教育即是(只是从工具意义上理解教育)。甚至对“中国梦”的理解，很多人也片面，只是从国家强大、民族复兴方面去解读，其实习近平同志强调了每个人的梦，强调了每个人共同享有人生出彩、梦想成真的机会，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没能从自己的历史中得到教训，如文革中发生的很多事情，虽然主要归因于当时领导人的错误，但如果文革前学校的教育是充满人道主义的，文革来临时也不会那么惨烈。正是因为长期意识形态教育，阶级斗争意识遮蔽了对人的权利、人的尊严的尊重，遮蔽了人对生命的敬畏，才使一些青年学生做出荒唐的事情。现在应该引以为戒。

另外，学校的氛围也会影响到道德教育。举个不一定恰当的例子，如今有学生在背后举报老师，这种风气我认为不好。对老师有不认同，可以在课堂上反驳，但有些学生课上不说，课后举报，这种风气千万不能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