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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郑理:浅谈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用逻辑

发布人:孟娴   发布日期:2024-02-02   浏览次数:305

来源:学习强国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推动文化传承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并以“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八个字总括其新气质,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如何彰显主体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该怎样推进”指明了方向。

“明体”与新时代的文化自觉

“明体”是一个民族、国家和执政党在文化上对“我是谁”这个终极问题的深刻反思和真正觉悟。“体用”关系辩证地展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整体特质。在汉语中“体”常被引申为总体、主体、本体、本性、本质、原则、纲领和原理等。哲学意义上所谓“体”就是根本,是第一性的。“用”则是“体”的外在表现、表象,是从生的,是第二性的。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就是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在新时代现实物质生活中传承创化的文化深层结构,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体、本质、纲领和原理。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新时代共产党人历史主动和文化自觉的根本体现。从形成背景看,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之时,新兴技术日新月异,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化解人类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需要依靠物质的手段攻坚克难,也需要依靠精神的力量诚意正心。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应当从文明和文化的层面对世界发展趋势、科技革命前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等方面进行深刻把握。从理论本质看,新的文化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作为一种拥有独特精神气质的新的文化,习近平文化思想并非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拼盘”和“混搭”,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在更高基础上的传承、转化、融合、创新中所发生的深刻“化学反应”。从核心要义看,习近平总书记从文化的灵魂、根脉、追求、力量、引领等维度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要义。如“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国人民胜利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文化的力量是民族生存和强大的根本力量”等等,这些重要论述,具有极为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

“明体”就要通晓明白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聚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从文化自觉、文化自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四个方面形成了一个开放发展、内在统一、逻辑严谨的科学体系。文化自觉是主体的文化主体意识觉醒,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逻辑起点。文化自为是主体的文化创新的实践活动,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发展壮大的源头活水。文化自信是主体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性和情感基础。文化自强是文化的真实客观影响力和竞争力,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目标和使命担当。

“明体”还要牢牢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则纲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的重要论述,囊括了关于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新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赓续中华文脉、建设网络文明、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等重要文化思想,为新时代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科学行动指南。

“达用”与新征程上的文化自信

“达用”意指文化价值功能发挥的可能性,既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世致用”的秉性,又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和价值追求。《说文·用部》记载:“用,可施行也,从卜,从中。”从哲学上看,“用”是基于事物的存在之“体”的一种适宜可行,即“体”的具体表达和具体适用。由此,把习近平文化思想用于指导今天的文化建设、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其“用”的应有之义。

虽然文化属于精神领域,但文化的价值功能并不局限于精神领域,主要通过理论指导、文艺陶冶、精神激励、价值引领等多种方式展现其独特的教化功能,以达到传递文明、规范人的行为、凝聚社会力量的根本目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我们坚定的文化自信既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领导人民在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源自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指导的可施行性和客观有效性,即“达用”。

“达用”体现在以习近平文化思想改造时代新人主观世界的理论自信中。《周易》有一段讨论文化的名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之大用乃“化成天下”,就是以文来化,既要消除人的野蛮行为习惯,也要消弭人思维中的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从而达到塑造个人和引导社会的目的。要掌握意识形态主动权,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和“两个巩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文明空间,在各种文化交汇融合中进一步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抓好精神文明建设,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大力倡导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大力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大力加强党风政风、社风家风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内化成自觉奉行的信念理念,外化为日常行为准则。坚定文化自信,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擢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平、文明素养,把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展现昂扬向上的风貌和理性平和的心态。

“达用”体现在以习近平文化思想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制度自信中。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径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达用”要求,其核心要义是在担负新的文化使命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要探索面向未来的文化制度创新,坚持“两个结合”,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坚定理想信念,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自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贯穿研究和教学全过程,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增强问题意识,把研究回答新时代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为主攻方向,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经济政策,不断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开展文艺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大力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优化城乡文化资源配置,增加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总量供给,缩小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差距。

“达用”体现在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自信中。“风物繁衍,地广气豪,为文彬彬,为武纠纠”。信奉“武化”亦即以武力强制改变人的习惯的西方文明的缔造者,如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萨法维帝国、奥地利帝国、奥匈帝国、法兰西帝国等,伴随战争、扩张、征服、掠夺、殖民,不断走向分裂,无一幸免“没落”的历史命运。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在于它的人文文化特质,通过礼乐教化让人形成遵守社会规范的文化自觉和行为自律,在合法、合理、合情的社会关系中建构人类文明。这也是重“文化”行“王道”的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强而不霸、弱而不分、绵延不绝的奥秘之所在。要尊重彼此的文明,坚持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文明是多样的理念,以宽广的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理解,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选择,开创天下大同、和谐共生、相得益彰的新文明世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各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化理念,用文明交流交融破解“文明冲突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积极探索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以新的文化使命推动文化自信自强。

体用贯通造就“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体者所以用,用者用其体”。“体”即任一的“存在”,“用”则是基于某一存在的运动变化以及相互关系。“体”是“用”的根本依据,而“用”则是对“体”的运用或表现。“体用贯通”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化思维模式,排除盲目的“华夏中心论”与“欧洲中心论”的干扰,从历史和文化的深层次去把握当代中国的文明角色和文化使命,通过融通思想认识和实践创新两个层面,把文化建设提升到一个“综合创化”的认识高度和实践高度。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要“体用贯通”,充分展现其传承性、开放性、融通性、自主性、现代性、创化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和方法论意蕴,是新时代破解文化“古今中西之争”、造就“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必由之路。

根脉与魂脉相贯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的文化建设的“根脉”,马克思主义则是“魂脉”,二者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即体即用、互为体用。文化即“人化”,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是打上人类改造自然烙印的各种外显或内隐的精神产品。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生存的样式系统,来源于生产生活又反过来规范人类的生产生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是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人类文明发展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因此,我们既要反对“因循守旧”的教条主义,也要抵制狭隘保守的经验主义。唯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才能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唯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文明基本原理同中国文化建设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文化文明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分析和回答文化建设实践中面临的新问题,才能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文化文明运动规律,推动文化理论创新;唯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主体与客体相贯通。文化交流必须坚持文化的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是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具有自主性、能动性、对象性的独特价值理念的存在状态,是区别于其他国家所具有的鲜明文化特质和价值标识。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民族精神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条件,是一个国家中民众相互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能够形成影响力的根本前提,也是一个国家在世界文化的大花园中绽放自身文化特色的核心要素。强调文化主体性不是拒斥与外来优秀文化的交流,也不是拒绝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正是在促进不同文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才能不断丰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传统与现代相贯通。恪守传统容易导致自我封闭、隔绝现代性,但追求主体独立的现代性,又常常会对传统秩序带来挑战。坚持“体用贯通”必须正确面对和处理好文化建设的“古今关系”“中外关系”。这个问题近现代以来一直悬置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无法回避。实践证明,无论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都不切实际。中体西用的错误在于简单认为西方文明是用而不是体,而西体中用的偏颇又在于丢掉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和文化自信。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回到过去”的复古主义,另一方面也要不遗余力地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的根脉,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深厚底蕴、基本的思想资源和坚实的精神根基。唯有“不忘本来”扬弃传统并广泛地吸收借鉴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各种先进文化,通过“和而不同”的文化互补和融合更新,才能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唯有融通传统与现代,把现代根植到传统中去,在“两用”“双创”中推陈出新,才能使中华文化发扬光大、生生不息,才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理论与实践相贯通。理论与实践相贯通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根本体现,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同志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如此“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因此,我们坚持“体用贯通”必须处理好新的文化生命体建设的“知行关系”,既要反对“脱离实践”的文化理性主义,也要摒弃短视功力的文化实用主义,矢志不渝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新篇章。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论与实践的贯通性,即这种思想体系既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又是新时代新征程我们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原文来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