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民族要生存发展，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离开民族凝聚力是难以想象的。民族凝聚力是具有共同社会特征的民族成员为了该民族的共同利益而产生的内聚力。可以说，民族凝聚力就是使民族结成统一的有机整体以确保其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力量。抗日战争就是最明显的例证。在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在根本上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使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聚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华民族凝聚力得到空前提升，从而为中华民族赢得近代以来第一次反侵略斗争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基础。

倡导：形成强大内在动力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是中华民族凝聚力提升的内在动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开始妄图灭亡中国的第一步。1935年华北事变，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谁顺应历史潮流，做出合乎民意的正确决策，谁就能赢得民心。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用民族革命战争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的策略思想。随着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8月，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发表的《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捐弃前嫌，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和统一的联军，集中一切人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八一宣言》得到全国上下一致响应。

1935年10月，党中央到达陕北后，连续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等一系列文告，努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12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其中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毛泽东说：“所有这些都指明，革命的阵势，是由局部性转变到全国性，由不平衡状态逐渐地转变到某种平衡状态。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阵线。”

与此同时，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运动也极大地刺激着国民党内爱国将领，促使他们觉悟而转向抗日。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出于笃诚的爱国热忱，毅然发动“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3日，《西北文化日报》报道西安事变消息，用的标题是：“全国民众迫切要求，争取中华民族生存，张杨昨发动对蒋兵谏，通电全国发表救国主张八项，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30万民众欢腾鼓舞拥护民族解放运动。”可见争取中华民族生存，拥护民族解放运动的呼声已经成为时代的最强音。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了团结御侮的必要，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这也表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逐渐被各党各派所接受，成为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股强大内在动力。

发展：统一战线空前扩大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空前扩大，是中华民族凝聚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抗日战争是关系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民族解放战争，它比任何阶级战争都具有更强劲的感召力，更能动员和吸引广泛的社会阶层和政治力量投入进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队伍空前扩大，中华民族凝聚力迅速提升，呈现出了许多新的特点：

首先，形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主的政党合作圈。在国家危亡、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这是由中华历史文化认同感哺育出来的一种共同的民族心理。中国共产党传承了这一历史文化，把挽救民族危亡视为自己的神圣天职，捐弃前嫌，率先调整了各项政策。执政的国民党，在民族灾难和人民抗日的潮流中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逐渐站到团结御侮的立场上来。国共两党的合作顺应了全国人民共御外侮的心理要求，也带动了其它爱国党派间的团结合作。国内主要的爱国党派，如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乡村建设派等，都先后表示拥护国民党联共抗日，并对抗战表现出极大热情。李济深、陈铭枢等人为了服从抗日大局，解散以抗日反蒋为目的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表示拥蒋抗日。与国民政府长期处于半对立状态的各地方实力派也纷纷发出通电，表达共御外侮的抗战决心。

其次，形成以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参与的民族团结圈。从民族构成看，以汉族为主体的56个民族都参加了抗战并做出突出贡献。马本斋回民支队、内蒙古大青山根据地的抗日活动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从各阶级、阶层的结构看，全国各个阶级、阶层都不同程度地参加了抗日。大批青壮年应征入伍，民族工业内迁大后方支援前线，运输员工抢运抗战物资和难民，军民投入大后方交通建设，农民保障了战争需要的粮食等等。总之，全国各族人民在民族危亡之际的团结奋斗是空前的，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再次，形成以海外同胞为主的华侨救国圈。国难当头，海外华侨以财力、物力和人力援助抗战，有的甚至投身到抗战最前线。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华侨救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其中规模大、影响深远的有：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期间，为祖国捐款的华侨共有400多万，约占全世界华侨总数的一半左右，仅据国民党财政部统计华侨捐款总额约达13亿元，再加上华侨汇回国内的数十亿侨汇，这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雪中送炭，有力地支援了国内的抗战。

巩固：团结有赖坚强核心

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凝聚力提升的坚强核心。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其成员构成十分复杂。各个阶级及其政党都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其中，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大党尤为突出。虽然国共两党抗战的目的一致，但是对于如何抗日、如何制定抗日战略方针以及战后如何建国等一系列问题，则存在很大差异。

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确定“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后，从而使反共军事摩擦不断升级。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始终清醒地意识到中日间的民族矛盾仍是决定一切的主要矛盾这一基本现实，不同意党内有些同志把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比作“马日事变”和“四一二政变”的判断。针对国民党中的顽固派势力，毛泽东提出“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为提高党内干部在反摩擦斗争中的政策水平，毛泽东还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并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论政策》，再次强调:“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决不会变更的，过去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应当再简单地引用。”

因此，在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为坚持团结抗日，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作出某些让步。如在政治上，停止土地革命，实行减租减息，取消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武装斗争，将苏维埃政权改为国民党政府的地方民主政权；在军事上，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不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不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发展中共领导的军事力量等等。中国共产党实现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主要表现在政治领导上。领导人民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影响和推动国民党接受这些主张，自己则是实行这些主张的模范。

综上所述，在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倡导、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十年间，独立自主地制定了一整套策略方针，极大地提升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在根本上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利益。抚今追昔，这段历史迄今仍显得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