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解放日报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左亚娜　博士

适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回眸那场战争，可以说，纳粹主义在德国的形成和兴起都假民族之名，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当时的意大利和日本。

反动政权如何“上位”

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是结合了帝国主义、专制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其基本目标是用暴力方式实现狭隘的民族利益。它和理性民族主义有本质区别。

法西斯政权发生在德意日三国并非偶然，它和这三个民族国家的统一过程和特征不可分割。民族主义运动起源于英法，它在民众中自发产生，和当时的启蒙运动相结合，要求推翻封建贵族的统治，而这一过程在德意日缺失。这样的直接结果就是在法西斯政权形成并带领本民族走上侵略的道路上，德意日社会中没有可以抗衡法西斯政权的力量。在一战以前，德意日三国都统一未久，并没有清晰的国家身份。在一战结束后和其他国家的竞争中，德意日都迫切需要构建民族意识和政治文化。德意日民族的统一都是在当时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区域领导之下，并以君主立宪的形式完成。崇尚权威的传统意味着德意日更容易接受独裁和专制统治，倾向于用暴力和战争来维护本民族的利益。

一战之后三国的经济社会形态也给法西斯政权得以有效煽动民族意识提供了客观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重破坏了欧洲经济，分属战胜国的意大利和战败国的德国在一战后都面临经济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问题。1933年，希特勒及其纳粹党上台执政。纳粹党重振德国经济的过程，也是集权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在德国蓬勃发展的过程。

意大利尽管以战胜国的身份结束了一战，然而伤亡惨重，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濒临崩溃。墨索里尼同样利用民众对生活现状不满的契机，向普通民众承诺会解决意大利的经济和民族尊严问题。当时的意大利各地充斥着暴乱和罢工，集权于一身的墨索里尼及其手下“黑衫军”以保护和平的名义镇压异见人士。在当时混乱不堪的社会氛围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深得人心，特别是受到中产阶级的大力支持。

假民族之名造“共鸣”

民族主义转化为社会力量的主要动因是民众自我认同的集体焦虑，大致表现为经济和心理两方面的不安全感，这也就是身份认同危机。一般而言，有两种渠道可以排遣焦虑：强行固化现存身份或者改变现存身份。集体身份危机通常用第一种方式解决。这一特征在德意尤为明显。德意法西斯主义正是利用了一战后民众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不安全感，从而在民众中形成法西斯政权是保护本民族身份、消除不安全感唯一可能之假象。由此，法西斯反动政权成功找到了可以令全社会不同群体有所共鸣的认知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宗教般极端民族身份。

日本军国主义形成过程中的民族意识则有所不同。一战期间，日本趁欧洲列强无暇顾及远东局势，加大对华贸易额。一战以后，日本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金融方面由债务国变为债权国，加入强国之列。这种优越感使日本民众普遍接受了脱亚意识，并认定日本已成为文明国家，领先于中国和朝鲜。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引领了一股排斥西方影响力的潮流，转而以亚洲为中心，并在日本社会灌输ABCD（分别代表美国、英国、中国和德国）是威胁日本的主要力量的理念，并声称日本站在东亚的尖端，最能继承东亚传统。同时受经济大衰退的影响，日本失业率大增，出口锐减，人口激增，社会动荡。两相结合下，日本军国主义提出寻求海外市场，并掠夺原材料和建立殖民地。在以武士道为核心的极端军事民族主义影响下，日本国民把对外侵略看作“圣战”，对天皇的愚忠意识决定了国民对自上而下的命令、包括对侵略邻国不做批判。

极端思潮警钟长鸣

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是极端民族主义。法西斯反动政权正是利用了民族主义情绪，以民族主义作为社会动员的有效手段。民族主义的正能量可以成就一个民族的尊严、自由和财富；它的负能量却能毁灭许多个民族的尊严、自由和财富。这正负之间在很多时候仅仅是毫厘之差。

今天，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互动更为频繁的同时，世界人民也对自我和他者的区别有所认识。在人们加深全球共享生存空间的认知的同时，全球范围内，也出现了新一轮的和自己本我身份，例如民族、宗教等更为亲密的认同。西方世界在新一轮经济危机冲击下，对困顿生活心生不满的少数人似乎掀起了又一波异化和排斥他民族的潮流。一些国家的极右翼党团，如法国国民阵线和英国独立党的异军突起均是很好的例证。尽管目前尚无法西斯主义主导的政权出现，但悲剧历史的警钟则应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