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解放日报

本文系“上海交大-解放论坛”系列文章之一

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国内外对中国战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缺乏研究，甚至避而不谈。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内外学界对相关专题的深入研究、越来越多的档案文献得以公之于众，媒体、政界以及专家学者逐步形成一种共识：中国进行了长达14年的反法西斯战争，牵制日军兵力240万人，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对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以及维护世界和平发挥了巨大影响。

坚强信念震撼日军

中国共产党以其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它在大江南北领导广大民众，掀起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浪潮，既在精神上大大激发民族觉醒，又在气势上震慑了不可一世的入侵者，同时在道义上得到世界各国正义力量的支持。

譬如活跃于东北大地的抗日力量主要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种抵抗部队，他们发动群众、组织民众的效果非常显著。更重要的是，由中共领导的各种抗日力量所坚持的坚强信念和不死精神，不仅激励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也极大震撼了日本侵略者。例如东北抗日联军先驱杨靖宇将军的英勇牺牲就让日军感到极大敬畏。他牺牲后，日军解剖了他的尸体，胃里只有草根和棉絮，没有一点粮食，在场的日本人无不受到莫大震撼。日军头目岸谷隆一郎流了眼泪，长时间默默无语。据史料记载，这个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一天之内，苍老了许多”。此后，岸谷隆一郎穷毕生精力研究中国抗日将士的心理。研究越深入，他内心受到的折磨越大。最后，他毒死了自己妻儿后自杀。他在遗嘱中写道：“天皇陛下发动这次侵华战争或许是不合适的。中国拥有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十几年间，全国各地到处都留存着中共领导各地民众英勇抗日的足迹。至1940年，由于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日军大本营不仅不能从中国撤出军队，反倒于当年4月又加派两个师团；同年8月至10月，八路军展开百团大战，使日军在华北遭到沉重打击，日本更无法抽走军队。

中国战场牵制日军

中国是亚洲各地抗击日本侵略的主战场，日本陆军的主力部队基本上完全被拖进中国抗日战争，它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的胜利起到关键作用。

这一贡献也被国内外学者所认同。法国尼斯欧洲研究所国际问题专家乔治·佐戈普鲁斯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全球一盘棋，任何局部的得失都会影响全局的命运”。当德国、日本、意大利三个法西斯轴心国在柏林签署军事同盟条约之时（1940年9月），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息息相关了。而早在二战在欧洲正式爆发（1939年9月）之前，中国人民已与日本侵略者正式开战两年有余了（1937年7月）。自那时之后，在几乎所有时间段，日本陆军力量至少有三分之二被拖在中国大陆战场。即便是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中国人民的顽强奋战有效牵制住日本的有生力量，使后者能够派往太平洋区域作战的部队只占全部兵力的27%。

对此，国际风云人物以及主流媒体均道出了客观公正之言。

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曾说：“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中国）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美国时任总统罗斯福指出，正是千百万中国人民在漫长的四年半的时光里顶住了轰炸和饥荒，在日军占优势的情况下一次又一次地打击了侵略者。据资料记载，他曾私下里对儿子埃利奥特说：“假如中国被日本打垮了，你们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大规模突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割吞埃及，斩断通往地中海的一切通道。”

英国时任首相丘吉尔曾如此评价：“如果日本进军印度洋，必然会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而能防止上述局势出现的只有中国。”

在十年前全球庆祝二战胜利60周年之际，英国各大媒体纷纷强调中国和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功绩”。英国《卫报》的报道认为，若非中国以牺牲2000万人的巨大代价在亚洲战场拖住日本军队，日本在侵占控制了中国后，就会转而进攻苏联后方，或者进一步进入太平洋地区，历史将会重写！

持久抗战拖垮日军

艰苦卓绝的持久战尤其是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最终拖垮了日本侵略者，从而大大支援了太平洋战场以及欧洲战场，此为日本宣告投降的主要原因。

首先，持久抗战最终拖垮了日本经济。二战后的资料表明，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其如意算盘是速战速决。然而中国人民的持久抗战特别是敌后强大的抗日游击战争打乱了日本大本营原有的部署，其国力消耗增大，国民不堪重负。1937年日本的直接军费占国民收入的17.6%；而到了1941年，其直接军费已占国民收入的34.9%——高额军费严重影响了国民生活与生产，民众收入下降，劳动时间延长。

其次，在政治方面，中国的抗战对日本致以沉重打击。毛泽东主席曾指出，在这场战争中，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基本特点，即当时日本是强国、小国，中国是弱国、大国；但日本是退步的、寡助（它是失道者），而中国是进步的、多助（得道者），因此中国不会速亡，日本也不会速胜，结局是中国将日本法西斯拖进持久战，这种局面造成其政界矛盾重重，危机丛生，内阁频繁更迭。自“九一八事变”至日本投降，其内阁平均每年更换一次，一共换了15届。

再次，中国军民的持久战使得中日民心所向发生转换。抗战越是到了后期，中国人民越是团结一致且信心倍增。无论在敌后根据地还是敌占区，各种抗日武装力量或地下抗日组织及各阶层民众逐步发展壮大。相反，持久战对日本军心、民心影响却是消极而沉重的。由于担心动摇军心，侵华头目冈村宁次对来军慰问的日本政界、财界、教育界、舆论界人士向一线官兵诉说国内情况之事非常不满；　时任日本外相重光葵也曾认为，“自满洲事变以后，经过十数年的战争，大家都已精疲力竭极盼停战”，“尽管军部怎样地宣传玉碎战之说，但不能不看到那是国家表面的、假装的现象”。这一切表明日本国民心态之变化，而非像官方媒体所宣传“众志成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了。

总之，中国战区在整个亚洲战场包括南亚和东南亚战场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其地位和作用决不能被低估。正如乔治·佐戈普鲁斯所指出的那样，由于西方学者长期垄断着二战研究领域，其中某些人认为欧洲战场是主要反法西斯战场；同时他们出于“地理和心理上的接近性”而将目光聚焦于欧洲战场，甚至一些人至今不愿意摘掉“西方中心论”和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进而刻意低估亚洲战场的历史功绩。而值得庆幸的是，如今，戴着这种有色眼镜的人已经越来越少。

（作者：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高福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