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学者舒美克统计，从1936年到1945年的9年中，与中共抗日根据地有过直接接触的几百名欧美人士，只有一个人对中共失望并抱着敌对的态度。难道真像后来美国右翼和在台湾的国民党所说的那样，这些人都是亲共分子吗？显然不是，因为这里面很大一部分人，如军人和传教士等，传统上都属于右翼。用第三任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彼得金对中共领导的话来说：“我反对你们的主义，但你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我都同意，并赞赏。”

报道几乎都是正面的

从去年开始，我们从美国各大档案馆收集了数千份西方见证人有关中共抗战的报告，目前正由远东出版社以多部文献集的形式出版。这些抗战历史档案证实：只要去过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的西方人，几乎所有人都对中共抱着肯定的态度。
这些文献的作者有记者、技术人员、传教士、医生等，但更重要的是美国军方情报人员。1944年起，美国政府几经周折，终于迫使国民党政府同意向延安派出美军观察组，这是美国第一次与中共的官方接触。从1944年7月到1947年3月，根据美国国家档案馆的记录，有100多位美军观察组陆海空三军军事情报人员先后在延安驻扎将近三年。这些情报人员的主要任务是考察中共的军事力量，并通过敌后根据地收集日军的军事情报。这些人在抗战中对中共的报道几乎都是正面的。
这些人去敌后根据地可谓冲破重重阻碍。国民党政府害怕西方人士去延安总是夸中共抗战的作用，只有在1937—1938年与1944—1945年，因迫于日军进攻，需要国共合作，才允许西方人进入延安。而在1939—1944年期间，则严禁任何西方人进入抗日根据地。
日本人也害怕这些西方人向全世界宣传中共抗战，会促使盟国政府给中共武器，因此对他们也严加封锁。在日军和国军的封锁下，这些人还是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史料，可以说我们收集的中共领导敌后游击战的观察文献是西方来访者们当时冒着生命危险记录下来的。

他们走出反共成见

这些来访者有一个普遍特点：除极少数西方共产党员以外，大部分人在没去根据地之前，对所谓的中共抗战的认识，往往受国民党反共宣传影响，成见较深。但在有了根据地生活的真实体验后，他们几乎都彻底否定了以前的看法。
这里可以举三个例子：
一位是花旗银行分行经理霍尔，1942年5月在中共地下党帮助下，由北平前往晋察冀，在敌后根据地考察了6个月，后经重庆回国。霍尔在给美国使馆报告中强调，自己在去根据地之前，对中共抱有很深的成见。报告结尾指出，“任何没有来过敌后根据地的人，都不可能真正认识到日本侵略者对这里的人民造成了多大的苦难。”但是侵略者的暴行并未让根据地人民屈服，反之，“华北地区人民所做出的真诚爱国主义的努力与延安以南地区比比皆是（抗日）的惰性形成了鲜明对比。”
第二位是《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毛里斯·武道。他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顾问。1944年3月，国民党中央政府同意组织陕北中外记者团，武道被选为成员之一。由于他在国民党政府内的官方身份，据说又与宋美龄、宋霭龄关系密切，所以一提到他也是代表团成员，其他同行记者纷纷抗议，称他为国民党政府派来的“走狗”，有碍记者团对延安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但武道到了延安，又去了敌后根据地，亲眼看到中共与日军作战的现场，5个月后专门写了一份驳斥国民党散布的有关中共游而不击谣言的报道，题为《我从陕北回来》，发表在《重庆大美晚报》上。
第三位是观察组第三任组长威尔伯·彼得金。他在政治上属于右翼，在根据地期间也从不掩饰自己的反共立场。通过4个月的敌后根据地考察，彼得金对中共抗日的决心与能力有了清楚了解。1992年，他出版了一部题为　《在中国：1943—1945》的书，用日记形式如实记载他在观察组的工作经历。彼得金抱着一个信念，“杀我敌人的人就是我的朋友”，因此尽管意识形态冲突，他回美国后还是在不同场合讲演，向美国人介绍不为人知的中共游击战战果。

他们有意偏袒中共？

1944年，蒋介石在给国民党外交部长宋子文的电报中指出：“驻渝（重庆）外国大使馆向其政府提出国共形势之报告，常偏袒奸伪（即中共），查奸伪对外宣传无孔不入，于此更可见其深入。反之，亦可见我外交干部缺乏政治训练。”难道外国驻华人员夸奖被蒋介石严加封锁的中共敌后根据地，仅仅是因为中共宣传比国民党政府好吗？对外宣传没有任何经验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而中共在抗战前几乎不为西方人所知，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国民党和日军的封锁，中共与外国人的接触也有限。
这些西方观察者们之所以像蒋介石所说的那样在国共两党中间偏袒中共，主要是他们在军事上认同中共，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游击战。西方来访者们通过观察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游击战，认识到由于中日经济、军事、国情等各方面的实力对比，游击战是打击日本侵略者最可行的办法。这也是他们对中共抗日高度评价的最重要原因。
是打游击战还是打正规战，这是国共两党抗日在军事上最关键的分歧。虽然国民党一直是以正规战为主，其中也不乏主张开展游击战的有识之士，如桂系的白崇禧。在台儿庄战役中，游击战术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即便是蒋介石，也并非完全排除游击战。特别是在武汉会战之后，接受第一时期正面战场的教训，也一度承认过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性。但国民党的游击战总体上来讲是失败的。
二是发动群众。国民党之所以在敌后无法坚持下来，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得到根据地民众的支持。是否应该发动群众，这也是国共两党抗日方式的重要分歧之一。国民党走精英路线，从骨子里不相信群众，十分担心共产党发动群众抗日将来会对自己的政权造成威胁。而共产党则认为不能抛弃日占区的广大老百姓，把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看作抗战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
在这点上，西方观察者们不仅站在中共一边，而且把能否得到民众的支持作为检验中共抗战力量的重要标准。
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分析中共武装力量时说：“八路军是一支政治部队；　他们的思想工作、组织群众及经济政策——以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同时改善穷人生活为主导——所有的一切都主要为战争服务”。
根据地老百姓的支持为游击区的建立与巩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首先，提供给养，使中共武装力量能在艰苦环境中生存下去。其次，群众组织为部队建立了一个情报网，使他们尽可能避开日军有准备的进攻，而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对无准备的日军进行歼灭战。第三，青壮年加入民兵组织，一方面在不脱产情况下抗击日军，另一方面为正规军、地方武装提供有一定战斗经验的后备军。
在解释中共武装力量为何在抗战中能迅速发展扩大时，美军观察组设计师约翰·戴维斯在1944年12月去延安之后所写的报告中这样说：“中共之所以有这种惊人的生命力与战斗力，道理既简单又基本。这一力量来源于公众支持，公众参与。中共政权和武装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与支持的政府和武装。因为他们真正来源于人民。”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中心主任　吕彤邻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