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解放日报

本文系“上海交大-解放论坛”系列文章之一 

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在历史上都遭受过深重的灾难，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又使中犹两大民族遭受了一场浩劫。当犹太人惨遭德国法西斯屠杀之时，中国人民正在为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浴血奋战。这相同的遭遇，使中国人民和在华犹太人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互相同情，互相支持，结成了深厚友谊，在中犹关系史上写下了难忘的一页。

强烈谴责纳粹反犹暴行

早在纳粹掀起反犹恶浪之初，中国人民就十分关注欧洲犹太人的命运。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后不久，纳粹就加紧了对德国犹太人的迫害。同年5月11日，排犹浊浪开始波及德国文化界。当天晚上，一群狂热的学生高举火炬，游行示威，焚烧“非德意志精神”的文化艺术作品，疯狂迫害犹太知识分子。对这种暴行，有正义感的中国人均感不安和遗憾。总部设在上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就以宋庆龄为首，带领蔡元培、鲁迅、林语堂等中外知名人士于5月13日前往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向德国驻沪领事伯赫瑞德递交抗议书，强烈抗议纳粹的暴行。6月2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也以整版篇幅报道与评论此事，并谴责纳粹反犹是“企图以民族的仇恨来转移民众反对他们的斗争”。

1938年震惊世界的“水晶之夜”事件后，中国舆论界对犹太人的同情和对纳粹暴行的谴责更趋强烈。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于11月14日发表社论，斥责这一反犹暴行，称其破坏之剧烈、规模之广大，使全世界先进人类对于德国法西斯野兽增加了无穷的愤怒，对于苦难中的犹太人民寄予了强烈的同情。著名期刊《东方杂志》不仅追踪纳粹反犹劣迹和英美等国的抗议声浪，而且在数月后又刊文详述德国反犹运动的发展，并强调“希特勒的政权一日不推翻，德境犹太人就会永无翻身的日子”，呼吁国人“应当站在弱小民族的联合战线上，一致对付欺凌弱小民族的敌人”。1941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主持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犹太民族作为东方被压迫民族之一也应邀派代表与会。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犹太民族悲惨命运的关注和对他们反法西斯斗争的声援与支持。

积极救助欧洲犹太难民

在整个二战期间，上海、天津、哈尔滨、青岛、大连等地共接纳了约3万名欧洲犹太难民，1939年，当时中国政府还曾计划在云南建立一个犹太人寄居区，以接纳更多的犹太难民。中国前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以发放赴中国签证的方式救助犹太难民，共发出至少5000张生命签证。

大量欧洲犹太难民在上海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援。“八一三”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上海，上海市民自己也沦为难民，许多人不得不在难民所中栖身。但即使在这种困境下，上海市民仍然克服种种困难，给予了犹太难民无私的接纳和真诚的帮助。1939年上海出版的《东方杂志》刊文指出：“虽然我们在上海尚有十多万难民的生活不易维持，但我们只要能力能办到，总可以尽力帮助犹太难民。”上海市民，特别是犹太难民聚居的虹口地区市民克服种种困难，腾出自己的住房给难民居住。在犹太难民医院建立之前，中国医院收治了许多犹太难民，抢救了其中不少人的生命。1945年7月，美国飞机误炸虹口区犹太难民居住区，造成31名犹太难民死亡，250名难民受伤，周围的中国居民虽同样伤亡惨重，但仍奋不顾身地冲入火海，抢救出许多犹太难民，在现代中犹关系史上写下了动人的一页。

在前往上海的途中，一些难民在经过中国其他城市，如哈尔滨、大连等时，就居住在那里。上海犹太难民中也有一些因种种原因又去了天津、青岛等城市。他们在那里都得到了中国人民的善待，同样获得了庇护。他们是上海诺亚方舟的延伸，体现了中华民族对犹太民族的帮助和拯救。许多难民指出：“我们得知留在欧洲犹太人的悲惨遭遇，这才意识到，二战期间，和欧洲的犹太人比起来，生活在上海的我们就仿佛生活在天堂。感谢中国人！”

有鉴于逃亡到上海的犹太难民越来越多，安置越来越困难。1939年2月17日，时任中华民国立法院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孙科提出一项议案，建议在西南边区接近国际路线之处划定若干平方公里作为犹太人寄居区域，并由中央组建专门委员会来负责筹划该区域建设及管理事宜。5月2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行政院的实施计划，并决定把寄居区划定在腾冲和蒙自两地。此举得到了全球犹太人的关注，称之为犹太难民的“希望之乡”。虽然由于没有筹措到足够的经费，特别是1939年8月后，上海租界当局和日本占领当局采取了限制犹太人来华的政策，来华犹太难民的人数锐减，安置计划也逐渐失去了实际意义，因此最终并没有全面实施。但是，孙科计划见证了中国人民对犹太人民的深切同情与援助之心。相比许多国家麻木地对待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犹太难民的情形，中国政府的安置计划弥足珍贵。

犹太友人投身中国抗日

在犹太民族，特别是上海的犹太难民得到了中国人民的声援、支持和援助的同时，在华犹太人也积极投入了反法西斯斗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在华犹太人坚决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10月25日，上海犹太人办的《以色列信使报》发表文章明确表示：“我们以人道和公正的名义呼吁世界列强竭尽全力阻止正在中国境内发生的对生命和财产的肆意剥夺。中国人民正在勇敢地为保卫祖国而战，我们非常赞赏这种英勇的抵抗。面对恐怖的毁坏力量所采取的抵抗令人敬佩，我们真诚地希望中国人民最终能获得胜利。”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些日占地区的俄国犹太人利用其合法地位为苏联和其他盟国做情报工作，为反法西斯事业出了力。所有这些活动，对中国的抗日斗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无疑是一种支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在华犹太人还直接参加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他们中有的人积极向世界报导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进行反法西斯斗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有的人则参加了中国军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同中国人民并肩抗日，浴血奋战。其中包括知名记者爱波斯坦、汉斯·希伯和魏璐丝，知名医生罗生特、傅莱、汉斯·米勒以及反法西斯国际纵队中的部分“西班牙医生”。

爱波斯坦1938年参加了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直接协助宋庆龄、廖承志等领导人工作。他的第一部著作《人民之战》就在此期间写成出版，热情赞扬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斗争。他还把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中共领导人的重要著述（包括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译成英文发行到国外。汉斯·希伯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抗日前线采访，向世界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日斗争。1941年11月，他在山东根据地的一次战斗中牺牲。魏璐丝帮助美国友人创办了英文报纸《成都新闻》，目的是将国外电台报道的世界各地反法西斯斗争的消息及时地介绍给中国读者。她还参加了战时服务队，慰问和护理中国的伤病员。

罗生特1939年8月拿着何凤山的签证避难上海，1941年3月来到苏北盐城，加入了新四军，担任新四军卫生部顾问。被人们誉为“再世华陀”，“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傅莱也是作为犹太难民于1939年1月15日来到上海，后到达晋察冀军区的中心地区，参加了八路军。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建立了生产粗制青霉素的实验室，解决了部分药品短缺问题。犹太难民汉斯·米勒来华后去了延安，曾任晋东南国际和平医院医生、八路军卫生部流动手术队队长，治疗了无数抗日军民，受到战友们的一致赞扬。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研究员　王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