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导读】2012年末，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不到一个月的习近平南下广东，来到深圳、珠海、佛山、广州。在莲花山公园，他向伫立在山顶的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感慨道：“我们来瞻仰邓小平铜像，就是要表明我们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

8月22日，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这是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也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当中国崛起成为全世界无法回避的事实，当中国持续不断的改革创新进入深水区，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急切需要理论联系实际，从前人的思想遗产里寻找启迪。实践者的思想尤其珍贵。邓小平理论是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总结，不是教条，是面向新的现实敞开的一种方法。

不容回避的是，在快速变化的复杂中国，邓小平留给我们的遗产也在遭遇现实问题的碰撞。学界及坊间也都产生了各种争论，甚至左、右各持一端，以至于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争议掣肘了改革的进程。

观察者网力邀多位在政经思想界建树丰厚的学者、思想名家、政府官员及企业家畅谈邓小平思想在今天的意义。我们将陆续推出一系列评论文章，纪念伟人诞辰，重新以沉稳心境审视、反思、学习小平的政治智慧，以及他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亦希望以已之力促进社会共识的达成。

应观察者网之邀，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特此撰文，主要探讨了“毛泽东为邓小平改革开放开启战略机遇窗口”和“为什么是邓小平决定了对外开放”两个问题。

1979年，美国《时代周刊》第一期将邓小平列为年度封面人物，并评价到：“中国历来固步自封。邓小平让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的时间内来一个180度大转弯，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试想，自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有哪一位豪杰能率领占世界人口1/5的10亿民众迅速拨乱反正，从教条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从而融入20世纪末的世界大舞台？在因本能的‘外部恐怖症’而闭关自守多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在1978年开始向外部世界迈出一大步，开始了新的长征。”

中国工农红军的万里长征，实际只用了约两年的时间；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如同新的“万里长征”，已经走过了三十六年，并且至今尚未完结。

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

从1978年到2013年，中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10位跃升至世界第2位，货物进出口总额从世界第29位上升至世界第1位，外汇储备从世界第38位上升至世界第1位，中国在世界的地位、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以及影响力也是前所未有的。

如果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那么可以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强大的中国。

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改革开放也已进入到全面深化重要阶段。我们一道回顾改革开放从哪里起步？又经历了怎样的道路选择？实施了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完成了哪些重要的制度构建？从而更加深刻和全面地认识邓小平时代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更好地发掘和利用邓小平留给当代的宝贵财富，坚定不移地沿着邓小平所指引的“中国之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继续前进，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

一、毛泽东为邓小平对外开放开启战略机遇窗口

邓小平所领导的1978年以来的对外开放，事实上借助了毛泽东所打开的对外开放战略机遇窗口。

自1949年成立开始，中国受美国主导的西方长期封锁和中苏关系恶化影响，与世界经济、世界市场基本隔绝。到1973年，中国出口额占世界总量比重达到历史最低点，只有0.65%，低于1950年的1.69%。[4]中国在世界市场的竞争能力不是提高了，而是明显下降。但是，这些数据并未为中国领导人所知晓，江青更是“孤陋寡闻”，更加盲目排外，大批“洋奴哲学”。到20世纪70年代经济全球化时代，不断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封闭型经济和自给自足型社会。

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美国由于深受其侵越战争的拖累，内外交困，不得不有所收缩；前苏联则趁机增强军力，加紧向外扩张，不但成为对我国安全的主要威胁，而且极力同美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在此变化下，美国的战略倾向开始变得有利于中国。1969年8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决定表态，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议上说，当前苏联对美国来说更为危险，如果在中苏战争中中国一败涂地，那将有损美国的利益。根据这一政策，基辛格发出一道指示：若苏中发生冲突，美国将持中立态度，但在此范围内应尽可能向中国倾斜。毛泽东根据陈毅元帅等的建议，从国家利益出发审时度势，超越意识形态，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打美国牌”，采取了对美新战略。

毛泽东为邓小平对外开放开启战略机遇窗口，图为1972年尼克松访华

在双方积极态度的基础上，在试探性接触之后，毛泽东抓住时机，走出了“乒乓外交”的妙棋。1971年4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结束已存在20年的对华贸易禁运，放宽对中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向中国方面进一步释放积极信号。最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同年7月秘密访华，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访华，结束了中美之间长达22年的严重对峙僵局，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

毛泽东推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建立，平衡并制约国际战略力量，使国际紧张局势趋向缓和，进一步开拓了我国外交新局面，为中国在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恢复一切合法权利、重新成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为中国与西欧多国、日本建立或升级外交关系营造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大环境，为中国引入西方国家先进技术、实现与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接轨提供了重要机遇。

20世纪70年代，中国对美日贸易迅速发展。1971年中美贸易额仅为490万美元，到1974年增至9.3亿美元，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1972年中日贸易额达到11亿美元，到1975年已达到37.8亿美元，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外交格局也发生重大变化，1969年底与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有44个，而到1972年底已有88个，3年内翻了一番。

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举措，为70年代末邓小平的对外开放创造了有利的前提条件，打开了战略机遇窗口。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又迈出了决定性的一大步，即中国向西方对外开放。

二、为什么是邓小平决定了对外开放

邓小平与毛泽东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在西方生活和学习过，他更加了解西方，也比毛泽东更晓得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发展差距，因而更加认同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向西方开放。邓小平曾在年仅十六岁时就前往法国勤工俭学5年，并在此期间开始从事革命事业，后又于1926年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年，既了解了西方，也了解了东方。邓小平在回忆1974年10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与江青等关于“风庆轮事件”的争论时说：“闭关自守不行。我跟‘四人帮’（主要指江青）吵过架，才1万吨的船，吹什么牛，1920年我到法国留学时，坐的就是5万吨的外国邮船。”邓小平正是因为有这一切身经历，才成为中国的“对外开放之父”。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主要是后期），邓小平是唯一出访过美国和西欧的中国领导人。1974年4月他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回国时途经巴黎，会见了法国总理，他比其他领导人对西方的现代化有更加深刻的感受。

1979年1月31日，美国总统卡特与邓小平签署了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

1978年5月30日，邓小平问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交通部部长叶飞等人：“为什么台湾、香港、南朝鲜、新加坡这些地区和国家可以做到的（指对外贸易增长那么快，贸易量那么大），（为什么）我们（指中国大陆）做不到？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只有这么一点点贸易量，不行，必须赶上。”同日，他还对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等提出同样的问题，谈话中首次提及亚洲“四小龙”。对此，我把它称之为“邓小平问题”。邓小平力图对这一问题做出正确的回答。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坐在中国是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的。为此，邓小平亲自出国访问，到东亚国家调查研究。1978年，邓小平先后4次出访8个国家。10月，他在日本访问期间，日本的现代化成就使他感到十分震惊。他坦言：“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现代化。”不久之后他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准现代化”，即经济总量翻两番和小康目标，实际上修正了毛泽东、周恩来所宣布的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11月，他在访问新加坡期间十分感慨地说：“五十六年前我去法国时途经新加坡，在此停留了两天。所有旧印象都没有了，一下飞机就看到一个崭新的新加坡，可以说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你们取得了可喜的发展。你们的道路是对的，发展是快的。”新加坡之行更加坚定了邓小平以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的决心。

1979年1月，邓小平作为中国领导人首次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在与美国总统卡特会见时应邀解释了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总统先生，您要我大致谈谈我们的战略。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需要长时间的（国际）和平环境。这就是邓小平提出的“大战略”，为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起飞创造了“天时”。

1979年2月3日，邓小平在美国休斯敦参观休斯工具公司的钻头

邓小平访美的另一个目的是了解美国人民，了解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建设的经验，学习一切对我们有利的东西。他先后到华盛顿、亚特兰大、休斯顿和西雅图等城市参观了多家知名跨国公司、美国宇航博物馆、林登·约翰逊宇航中心、福特公司汽车装配线、波音公司747飞机装配线等，这些发达的现代化成就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使他更加感到中国必须对外开放，没有对外开放，中国要想迅速发展是不可想象的，要想追赶发达国家也是不可想象的。

这些独特的个人经历，使得邓小平比同时代的中国领导人思想更解放、视野更开阔，也更能够做出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他的世界眼光和对国内外形势的准确判断，使他推动制定了“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在正确的时刻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打破长期以来中国与世隔绝、闭关自守的格局。

中国的开放首先是领导人的思想开放。只有走出去看一看，才能晓得世界的巨大变化；只有进行比较，才能够感受到国家间的激烈竞争。在邓小平亲自带动下，领导人纷纷出访。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先后访问了3个东欧国家和4个西欧国家，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先念访问了亚洲和非洲国家。到1980年1月，根据邓小平介绍，我们的副总理差不多都出去过，副委员长好多都出去过。这3年，特别是1979年，我们外事出访空前多，外国领导人员来访也几乎每月不断。据不完全统计，从1977年7月1日至1981年6月30日3年间，除中央领导同志出访活动外，派出的部委办代表团达360次、科技教育经济贸易代表团达472次。几乎所有的领导人正是因为走了出去，才亲眼看到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更重要的是，对邓小平所提出的对外开放重大决策有了认同，进而形成了政治共识，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

邓小平时代不仅是中国经济大发展的时代，还是中国真正对外开放的时代。对外开放根本地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地影响了世界。中国的领导人终于抛弃了“文化大革命”式的“自我封闭”，带领中国这艘巨轮驶向世界大潮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此文完成于2014年8月5日，应观察者网之邀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而作，杨竺松协助整理。）